第一农业：永恒的基础
绿色植物是地球上唯一能将日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储存下来的自然体，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物质和生态系统获取能量的终极来源。两千多年前开始的传统农业就是以农田为基地，以绿色植物为载体，捕获、转化和存储太阳辐射能的一座“生产机器”。作物从农田土壤中吸取矿质营养成分，作物残体又以有机肥形式回归土壤，构成了一个闭合式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精耕细作就是将这种循环调节到最佳状态、获取最大产出的主要手段。传统农业增加食物供应总量的主要办法就是扩大耕地面积。土地成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争夺的对象，也成为增加食物供应的主要约束条件。
19世纪以后，传统农业面临人口剧增、土地开发殆尽的严峻挑战。天无绝人之路。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为农业送来了化肥、农药、良种、农机和电力。这些外源性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打破了传统农业封闭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单位面积土地产出量大增，出现了高投入、高产出的近代农业。1949年—1999年的50年间，中国化肥施用量（纯量）由每公顷0.6公斤提高到432公斤，灌溉面积增加了2.3倍，拖拉机总动力和农业用电分别增加了6000多倍和4000多倍。在此高投入下，粮食总产由1亿吨提高到5亿吨，肉类和禽蛋分别增加了27倍和29倍，农业总产值增加了53倍。这50年里，中国人口虽然由5亿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面积由0.18公顷减到0.1公顷，而人均占有粮食却由209公斤增加到404公斤，以占世界9％的耕地供养了世界21％的人口。此间，全球化肥施用总量增加了11倍，谷物和肉类总产分别增加了2.4倍和6倍，耕地面积没有增长。然而，近代农业在战功赫赫的同时，也带来了惨重的生态与环境代价。
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使近代农业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时期。根据现代农业的概念，在我国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的第一农业，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场效率革命，即将高耗低效的资源型生产转变为低耗高效的科技型生产；第二要务是偿还高昂的生态和环境债务，修复受损生态，逐渐形成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业生产系统；第三要务是在水土资源严重短缺条件下保障我国粮食的安全，即到2020年，粮食总产由4.3亿吨增加到6.2亿吨，单产年均增长率达到2.6％，以及肉类年均增长率达到3.6％。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国现代农业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二、三十年，要走的路还很长。现代农业不仅囿于初级农产品生产，其与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二和第三农业三者间的相辅相成，将使中国的现代农业出现一番新的欣欣向荣景象。
第二农业：潜力巨大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及其与农业个体小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美欧等先行工业化国家都依其自身的特点，在保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美国地多人少，在发挥其家庭农场大规模和高生产率以及区域化与专业化生产优势的同时，发展了行业协会等经营服务组织和较大规模的农业公司。荷兰地少人多，全国形成了以花卉园艺、奶品加工和鸡猪养殖三个主导产业带，将产品生产、加工、研发以及全球性市场营销联成一个整体，使农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高产出和高效益的现代型产业，以0.06公顷的人均耕地，创造了农产品出口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和人均创汇8万多美元的奇迹。在以养猪业为主导的丹麦，养猪户联合组织了功能强大的专业合作社进行一体化经营。至于日本的农协和“一村一品”已为大家所熟知。
针对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1996年党中央提出了“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要求，2000年又召开了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将培育扶持龙头企业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农业一体化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2001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4.6％。到2004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11.4万个，带动了8454万农户，成为以工促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
农业一体化势头还在进一步强化。新的驱动力之一是，社会对农产品消费的需求由数量向质量和多元化方向转变，如生产融品质、口味与保健医疗功能为一体的大豆，培育具有抗癌作用的草莓等，都必须将育种、种植和加工连成一体；之二是，实现食品安全和世界贸易组织标准的要求，瓶颈在于原料生产过程中过量和不当使用化肥、农药、饲料和防疫品，因而必须使原料生产与加工销售紧密衔接，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系统监管；之三是，基因改良、基因工程、菌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生物技术已成为一种初级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共性技术，并将二者紧密地联接起来；之四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体化生产和经营可以降低系统成本，提高产品的系统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一体化”冲破了农业仅从事动植物产品生产的束缚，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联成一体，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的内涵与结构。发达国家农业一体化发展已近半个世纪，我国才不到十年，目前多为组织规模小、技术装备水平低的初级食品加工生产，至于如何在世界范围兴起的区域化、专业化、系统化观念和经营方式下，与烟酒茶糖、皮革纺织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传统轻工业生产衔接、重组和优化，取得全面进展，要走的路程还很长。
在我国，第二农业的潜力可以用下面一组数据作些粗略的描述。如以农业总产值为1，英、美、日、法的农产品加工产值分别为3.7、2.7、2.4和1.7，而中国仅为0.43。如我国的这个比值能上升到2.2，按现农业总产值3万亿元计，第二农业的产值可达7万亿元；以一个劳动力创造10万元产值计，可吸纳近亿个第一农业的富余劳动力。
第三农业：呼之欲出
随着化石能源的渐趋枯竭，21世纪将逐渐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世纪。可再生能源家族中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是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核能、氢能等只能提供能量，生物质资源在提供能量的同时，还能生产出千种相关的化工产品，而且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有利于资源循环利用、环境保护和农村经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中，美国以玉米、巴西以甘蔗为原料成功生产了燃料乙醇；本世纪初，日本丰田公司用白薯淀粉基塑料制成汽车配件，美国卡吉尔·道公司建成用玉米糖发酵、年产14万吨聚乳酸的工厂，开发出生物塑料等产品。1999年美国总统发布的《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执行令》中写道：“目前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技术有潜力将可再生农林业资源转换成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电能、燃料、化学物质、药物及其它物质的主要来源。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能给美国农民、林业者、牧场主和商人带来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业和雇佣机会；为农林业废弃物建立新的市场；给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带来经济机会；以及减少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并预言“一个充满活力的新行业将在美国出现”。
现代生物质产业是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为原料，进行生物能源和生物基产品生产的一门新兴产业，是一种从原料到产品均非传统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故被称为“农业的第三战场”或“第三农业”。它的出现，为我国农业迎来了一个极佳的历史机遇，为农民展示了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和增收渠道。
我国的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2001年农林废弃物资源实物量14.35亿吨，能够用于生物质产业的9.5亿吨，可开发出相当于4.79亿吨标煤的能量，其中作物秸秆、林地残积物和畜禽粪便分别占46％、33％和13％。我国能源植物种类繁多，如甜高粱、木薯和甘蔗，每公顷可产燃料乙醇5—8吨，是玉米的1—3倍；木本油料、旱生灌木、冬闲地种油菜等的潜力也很大。边际性土地是指不宜垦为农田但又能生长绿色植物的土地，据统计有24.9亿亩之多。经测算，若动用我国一半的农林废弃物和7500万亩的边际性土地，可建成年产1亿吨的绿色油田（按标油计），产值预计可达4669亿元，农民可因此增收600亿元；可以扶持起约6万个中小型生物质企业，为农民提供1000多万个原料生产岗位和100多万个加工性生产岗位；可以促进上千个中小城镇的建设；可以提高3000万农户（约1.5亿农民）的生活用能质量。它还可以减少3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农村约2亿吨作物秸秆以及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无害化和资源化。
第一农业是基础，利润与农民增收空间很小；第二农业的成长性和增值空间较大，但产品市场容易饱和；而第三农业的生物能源和生物基产品则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容量，是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生命力极旺的持续不衰的生长点。
观念革命与产业革命
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个不断发展并被逐渐认识的过程。农业发展了上万年，18世纪产业革命后才诞生了大工业。近百年里，农业和工农关系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发达国家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信息化以及规模化和标准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人均产值和收入已相当或高于工业部门。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使农业成为一种现代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
市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对生物性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市场竞争力有很高的要求，生物性产品的原料生产、加工生产、全程监控以及经营销售融为一体已成世界性趋势，而作为生物性生产主导的生物技术更把这个链条牢牢地联在了一起。所以，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生产的一体化不是外接的而是内生的，是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然而在我国，种养为农、加工为工或“非农”的传统工农业观念仍在广泛发挥作用，国家现行统计制度中的农产品加工至今仍姓“工”不姓“农”。这犹如一个无形的“屏障”，制约着农业产业的一体化进程。现在需要通过转变观念，通过制定相关的国家政策，使农业的三个战场联成一体，构建一个由第一、第二和第三农业组成的新型的农业结构。这需要有一次观念的革命。
观念与结构的转换，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路会有很大影响。如果按照农业即种养业的传统观念，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把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去从事二、三产业。这样，农业人口会越来越少，农业的GDP比重会越来越小。积极有序地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虽然是必要的，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进入农业现代化初期的1900年，美、英、法、德、日的国家总人口分别是7630万、4219万、3896万、5637万和4481万，而各国农业人口不过两三千万。当今中国的农业人口是8.5亿，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才转移或半转移了一亿多农业人口，如果要达到当今世界平均水平或巴西水平，需要分别减少3.11亿和6.52亿的农业人口，谈何容易！再说，即使转走了两三亿，剩下五六亿农民搞种养业也不可能致富。因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价格又受社会因素制约，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转换一种思路，将农业的三个战场联成一体，第一农业的富余劳动力能够数以亿计地调剂转移到第二农业和第三农业，能够就近转移到以生物产业为主体的、遍布于农村大地的中小城镇，并且这种农业人口的“柔性”转移可以随三类农业发展态势进行内部调剂，那么就可以有效抑制民工潮的涌动，缓解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更重要的是，“一体化模式”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一种现实、有效的途径和选择。“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工农和城乡差别与矛盾的不断扩大。如果将农业的三个战场联成一体，构建一个由第一、第二和第三农业组成的新型的农业结构，让农产品及生物质原料的加工生产成为农业生产体系中的有机整体，农民就能够在这种新型的农业结构中致富，就能加快缩小和最终消除这种差别，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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