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其额度远远高于农业税的正常额度， 有的甚至是农业税额度的2-3倍，这才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在调查中有人算了一笔账：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一亩田的负担在450元左右，其中正当的农业税是120元左右，而搭车 收费的额度超过300元，是正当农业税收的2倍。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收费，是为解决农 村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缺口而进行的合理性筹资。关键是这种搭车收费上的支出比例的严重失调， 既加重了农民负担，有损地方政府得威性，又影了响正常的合理性收费。如“一事一议”的推广和 实施，在目前情况下就很难落实到位。同是上述的地方，当年超额度征收的300元里，只有30%的费 用是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填补税费欠收农户的上缴款，支付村级借款 高额利息，各种名目的招待费办公费和庞大村级管理队伍的误工补贴。到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全面落实后，一亩田的负担减到不超过200元，其中农业税80元左右，其他费用仍有110元左右。虽 然农民负担2003年与2001年比大幅度下降，但其搭车费用的额度比例，仍高于农业税的征收标准。 因此只有彻底取消农业税，才能真正达到农民负担减轻，并不会反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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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欣喜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收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益提高的积极作用的 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农村改革实施的过程相关配套政策出台时效上的滞后性，及执行过程 中的不规范性和缺乏强制性，导致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体制断层和政策盲点。正是这种断层和盲 点，给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混乱和负面影响。突出表现 在：
? (一)乡村财力将有面临崩溃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的出现，不是农业税取消的必然结果，但农业 税取消诱发了这种危险进程的加快，或者说是加速了这种危险表面化和严峻性。纵观当代中国经济 的发展历程总体来看，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比 例上的失衡的局面在建国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是导致农村贫穷和农村经济发展迟 缓的主要原因。在农村“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年代，农民没有剩余产品的处置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 权，农村实物分配和经济积累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因此，村级财力相对充裕，财务管理也相对规 范，农村公共品供给也基本能满足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 革初期，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经营体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改变了“一大 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体系，但通过“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方式进行村集体经济的原始 积累，还是基本上能保证了乡村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农民收入 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致使乡村“三提五统”不能足额到位
，而且农户欠交的缺口逐年增 大，加之此时的农村有普遍出现了基础建设改扩建和农村产业结构热潮，农村义务教育的普九验 收，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等农村基础建设的全面升级，农村饮水工程的全面铺开以及以农业综合开 发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剧增了村级集体资金的投入量。在农村集体收入本来就出现短收 的情况下，不切实际的基础建设项目的盲目上马，和少数人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绩样板 的出现，给本来就不足的农村经济积累雪上加霜。为了完成项目建设，乡村一方面通过增加农民负 担来筹集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则通过高息借债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造成了农村财务赤字，导致 乡村财力出现危机。而随着三农问题的浮出水面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取消了农村“三提五 统”这个关乎农村集体收入的唯一主要来源，代之以的是农业税附加、农村“一事一议”及国家对 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填补三提五统取消后留下的缺口，但由于这三项一是基数小，二是缺 乏强制力，三是管理不规范，所以很难全额到位。即使是到了位，对于已出现财政赤字的农村基层 组织，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农业税取消，在农村新的财政投资体系和行政约 束制度尚未出台前，随着农业税附加家不复存，和在目前环境下唯一能借的农业税征收时收取合理 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渠道的堵死，村级财力将更加困难。特别是以农业收入来源为主的村级 财力，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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