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农耕文明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底色和根基。本文从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升与壮大、成熟与繁荣、徘徊与危机、创新与复兴五个发展时期，系统梳理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脉络，挖掘提炼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八大思想理念，包括农为邦本的重农观、粮安天下的食物观、拓土肥田的土地观、务实创新的科技观、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激发民力的民本观、崇尚自然的田园观和崇礼亲仁的德治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华农耕文明思想智慧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提升农业科技和农机装备水平、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及繁荣乡村文化等。本文创新性地从历史文化观和中华农耕文明演进发展的维度，系统地提炼中华农耕文明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能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实借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力支撑，让历史悠久的中华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农耕文明 传统文化 思想理念 农业强国
一、引言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2017年12月，习近平提出：“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202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中华农耕文明贯穿中国历史，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不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发展的源泉，是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赓续中华农耕文明，能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富滋养。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是如何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蕴含着哪些深刻的思想理念？对建设农业强国有何启示？本文从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脉络、思想理念和现实启示三个方面，探讨上述问题，以期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智慧和启迪。
二、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中华农耕文明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相伴相生、绵延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包含中华民族基于农事活动所形成的生产技术、农作制度、发展成就和思想理念等。其历史演进可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新石器时期至战国（约前7000－前221年）。磨制石器的运用推动了原始农业的诞生，神农尝百草、后稷教民耕作、伏羲开创畜牧、嫘祖发明养蚕、大禹治理水患，中国先民开始了刀耕火种、纺织做衣的定居生活，成就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局面，中华农耕文明由此起源。随着天文历法——夏历的出现，农事活动由物候经验上升到历法规范。殷商至战国时期，随着青铜器、铁器冶炼技术的发明应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农具逐渐被淘汰，中国开始步入以铁犁牛耕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农业阶段。整地、中耕、施肥、锄草、灌溉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土地肥力不断提高，耕作制度逐渐完善，部分农田由撂荒转变为连年种植，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由于统治者的剥削和掠夺日趋严重，奴隶耕作公田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井田制逐步瓦解。《吕氏春秋·审分览》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加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广辟土地，著税伪材”，均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时期，农学思想迸发。例如，管子、荀子提出“强本论”，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商鞅提出“农战论”，韩非子提出“耕战论”。
第二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提升与壮大——秦、汉、魏晋南北朝（前221－581年）。秦汉时期，国家实现统一，农业得到全方位的发展。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得以引进，中华农耕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断加深，影响力显著增强。耧车、翻车等的发明，表明农具向多样化、专业化发展。农田水利工程快速发展，形成关中、西北、江淮流域等灌区，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兴建的六辅渠、白渠、漕渠等水利工程，使关中地区成为沃野。北方地区大力发展抗旱保墒的旱地耕作技术，并在“畦种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代田法”“区种法”，逐渐成为农业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司隶校尉部，豫、兖、青、徐、幽、冀、并、凉8州以及朔方刺史部所在的北方地区有4687万人口，而荆、扬、益3州以及交趾刺史部所在的南方地区仅有1272万人口，约为北方地区的四分之一（张波和樊志民，2007）。魏晋南北朝时期，小麦、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在作物结构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国家直接参与农牧经营的程度明显提高，屯田制度得到大规模推广。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均田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农学著作，不仅有《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综合性农书，而且有《种树臧果相蚕》《相六畜》等园艺、畜牧、蚕桑等领域的专业性农书，还出现了考察南方以及异域物产资源的《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等书籍，这些农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农学思想。
第三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成熟与繁荣——隋、唐、五代、宋、元（581－1368年）。隋唐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府兴办水利、奖励垦荒、广设粮仓。唐朝中期，人均耕地面积达到27唐亩（曹幸穗和王思明，2020），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天宝八年（749），“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充裕的农产品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强盛景象。五代、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战事频发、经济发展趋缓，加之南方地区水田耕作技术趋于成熟，南方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心，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呈现“苏湖熟，天下足”的盛况。农作物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水稻跃居粮食作物产量首位；麦类也在南方得到推广，如戴复古《刈麦行》中“我闻淮南麦最多”，陈瓘《自合浦还清湘寄虚中弟》中“湘山今见麦为春”，足以佐证。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各类农作物被大量引进，如占城稻、黄粒稻、西瓜、胡萝卜等。农业生产工具和设施已相当完备，《王祯农书·农器图谱》记载的农具就有260余种，水力和风力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粮食产量的提高也推动了经济作物发展，尤以茶叶发展最为迅速，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农学著作，特别是专业性谱录，如介绍茶叶、农具、水稻、螃蟹的《茶经》《耒耜经》《禾谱》《蟹谱》等。仅《宋史·艺文志》中就记载了农书107部、423卷。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频繁交往，加速了农业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共同推动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农耕文明的高度繁荣有力支撑了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第四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徘徊与危机——明、清、民国时期（1368－1949年）。明清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社会总体安定，人口增长迅猛，传统农业达到高峰后出现停滞状态。人地矛盾愈加尖锐、自然灾害频发、赋税繁重以及技术革新缓慢，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解决口粮不足问题，黄耆、马齿苋等数百种植物被用作救荒食物（闵宗殿，2020a），《救荒本草》《野菜谱》等减灾救荒类农书也相继出现。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改善了农业种植结构，加之改造盐碱地、合理施肥、推广多熟制度等措施的采取，有效增加了粮食供给。但人均粮食占有量总体仍呈下降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2012）。与隋、唐、宋、元时期相比，明清时期在生产技术、农作制度、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没有明显突破，加之闭关锁国，对外交流减少，思想禁锢越发严重，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总体上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一些仁人志士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创建农业学堂和试验农场，开办农会，创办农报，译介外国农学著作，试图改良传统农业。但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异常严峻，农业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华农耕文明遭受重大挫折。
第五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的创新与复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中华农耕文明迈入传承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效激发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2021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0.78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粮食产量达到6828.5千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千克，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千克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品种更加丰富多样，棉油糖胶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供给充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中华农耕文明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重要思想理念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五千多年来，泱泱华夏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具有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在重农固本、粮食保障、土地利用、农业技术、生态保护、激发民力、人居环境、乡村治理等方面，中华农耕文明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智慧和独特的价值理念，值得深入挖掘并传承弘扬。
（一）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农为邦本的重农观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农业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始终重视农业发展。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古语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富民必先“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体现了“农强则民富、民富则国强”的重农思想。荀子认为社会财富的多寡、国家的兴衰、民众的贫富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的状况，提出应发展农业，尽力强本（涂平荣，2007）。司马光提出农乃“天下之首务”，主张劝农、惜农、恤农。可见，历代先贤均将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在重农思想的影响下，历朝历代颁布一系列法令以促进农业生产。宋神宗时期推行“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明神宗时期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清康雍时期废除“人丁税”，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政策。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农事与农业既是普通民众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国家繁荣安定之基，故农业既是民之大事，亦为国之大事（方锡良，2016）。重农思想和农本观念成为古代社会发展经济、治国安邦的选择。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只有当农业兴旺、农村安定、农民乐业时，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兴盛；反之，则社会动荡，政权不稳。
（二）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粮安天下的食物观
“洪范八政，以食为首。”中国自古重视粮食生产与供给，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并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上升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管子》记载：“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管仲向齐桓公提出“服帛降鲁梁”的“农战”计划。齐国通过抬高绨的价格，引诱鲁、梁两国放弃粮食生产，举国从事绨的生产加工和贸易，结果导致两国在短短三年内便因粮食短缺而发生动荡。可见，粮食安全与国家政权的稳定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都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孙子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他强调在进攻阶段“因粮于敌”，相持阶段“以饱待饥”，防御阶段“坚壁清野”。西汉时期的政论家贾谊提出了“积贮”论，认为粮食积贮是“战、守、攻、怀敌与附远”的先决条件。他在《论积贮疏》中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古代粮食安全最基本的内涵是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在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长期积累下，古代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吴宾等，2006）。在重粮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权均把粮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鼓励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储备，以此保障国家稳定和安全。
（三）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拓土肥田的土地观
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管子曰：“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国家耕地状况决定国家粮食供给，也决定国家贫富和生死存亡。秦国商鞅变法，鼓励开荒种粮。汉末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的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并颁布《置屯田令》，有效恢复了农业生产。曹魏末期，屯田得到极大发展。南北朝时期，北魏屯田最为典型，设立专门的屯田管理机构，屯田垦殖遍及边疆各地，并在内地各州县招募农民屯垦。此后，隋、唐、宋、元、明、清都实行屯田制度。古代开荒拓土的做法与当今“藏粮于地”的本质是一致的。在积极屯田的同时，中国先民还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手段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礼记·月令》总结了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的经验。西汉农学家赵过倡行“代田法”，使土地轮换休闲以恢复地力。西晋郭义恭在《广志》中总结了绿肥和水稻轮作复种的经验，并提倡绿肥美田、施肥改土（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82）。宋代，“美田”“肥田”之法发展为“地力常新壮”论。《陈旉农书》中提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王祯农书》专辟粪壤篇，论述施肥改土的理论与技术。中国传统农业合理耕作、积肥造肥等措施对保持地力具有重要作用（严火其，2015）。在拓土肥田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下，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增加，部分原本贫瘠的土地逐渐成为良田，为农业进步和农耕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务实创新的科技观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17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科技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其原因在于形成了一套以土地集约化利用为基础、以先进农具为支撑、以水利工程为保障、以提高单产为目标的综合性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农具的发明和应用是古代农业科技水平的重要体现之一。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发明了用于耕播整地的农具——耒耜，并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农田，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耕播农业。西汉赵过发明了专门用于播种的机具——耧车，这是近代条播机的雏形，有了耧车的帮助，一人一牛可以“日种一顷”。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应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东汉末年，龙骨车的发明满足了大田排灌的需要，一直到电力抽水机推广之前，龙骨车都是中国农村地区使用最广泛的排灌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农具不断发展成熟，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的趋势，推进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水利工程是古代农业科技水平的又一重要体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水利工程的国家之一。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建的陂塘工程“芍陂”，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秦昭王时期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让成都平原从此变成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至今灌区还覆盖30余个县（市、区）、近千万亩农田。中国古代利用江河湖泊，建设了一系列大型水利和田间灌排工程，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先民很早就认识到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混合选种法，即每年选取长势较好的穗子单收单藏，作为第二年大田的种子，这种方法比欧洲早了1300多年。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了单株选种法，也叫“一穗传”，即选取一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单穗连续繁殖，从而培育出新品种。康熙曾经运用这种方法培育出当时著名的早熟品种“御稻”，并作为双季稻在江浙一带大面积推广（闵宗殿，1984）。清代官修的大型农书《授时通考》中，收录的水稻品种就达3429个（游修龄和曾雄生，2004）。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农业技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与自然要素相适应，注重挖掘人、地、器等生产要素的生产潜力（张森和郭占锋，2019）。历代先民在实践中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发明创造，取得了大量农业科技成就，这是中国古代农业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基础。
（五）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形成了天地至上、敬天重地的重要理念。历代先贤意识到，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并善于巧妙利用生物间共生互养关系。这一时期，湖州产生了“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模式，具有“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完整链条（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和北京市海淀区京西稻文化研究会，2015），形成多层次的生态农业系统。这一种养结合模式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体现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和价值理念。《论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古语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关于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持续利用的传统智慧。中国古代朴素而独特的生态思想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以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为核心的农业生态保护制度。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体现出对资源保护的极度重视。西周还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秦国《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这说明，秦国已将保护生物资源思想形之于法律条文。几千年来，中国先民在生产实践中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生态思想始终贯穿于农业生产实践，并不断深化发展（刘北桦和唐志强，2022），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生态保护制度。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乃至中华农耕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原因。
（六）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激发民力的民本观
纵观历史，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倡导“民本思想”，主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改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周代实行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使得农事耕种渐有秩序。春秋时期，统治阶层就认识到要实现“强民力”，必须“养民力”，民本思想已基本呈现出来，民为国家所重视，并视为根本（杨艳秋，2023）。《管子·牧民》记载“量民力则事无不成”，《版法》记载“用力不可以苦”“用力苦则劳”。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认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并制定了“平籴法”，平抑粮价，避免谷贱伤农。其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国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生产多者可免徭役，“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而秦始皇时期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使民众的经济负担骤然加重，民力透支，农业生产受阻，引发了纷争四起的秦末之乱，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汉初汲取秦末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北魏推行均田制，男女皆可授田。隋唐推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耕地面积约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的两倍（闵宗殿，2020b）。宋代大力推行劝农制度，专门设立劝农司，对鼓励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本思想体现了重视民意、民生和利用民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秩序的传统智慧。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深刻的政治理念和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和广泛的影响（诸凤娟，2012）。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强民力”“养民力”伴随着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进步，不断推动着农耕文明的演进发展。
（七）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崇尚自然的田园观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孕育出追求依山傍水、田园风光的家园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价值理念。先民对恬静闲适生活的希冀和向往，体现在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等诗句中。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各地区的人们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建造房屋，展现了独到的智慧。江南地区的“四水归堂”式民居利于通风和排水；福建的土楼有较强的防卫功能；西北的窑洞冬暖夏凉；西南的干阑式民居利于防洪防潮、防虫防兽。在村落布局上，中国人讲究“顺其自然”，与当地山势、水系、道路相结合。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中山村，坐落于一船形山岗上，为顺应自然地形，村庄按船形建设，中部为街道广场，用作集市和节日活动的场所，东面为陆地交通入口，西面是水路交通码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和谐统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徽省黟县宏村三面环山，依山水地势建成牛形村庄以及连通全村的人工水系。村庄中部的月沼为牛胃，用于贮水防火，也是村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蜿蜒流过全村各家门前的水圳为牛肠，方便村民生活起居；南湖为牛肚子，是涵养生态的重要水源；湖上架起的4座桥梁为牛腿，畅通村落对外往来，堪称传统民居中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样板。传统民居是最具有地域性和气候适宜性的物质载体，是以人与环境和谐共处为目的而形成的实践活动场所，其与环境地貌的完美交融以及独具特色的营建样式，蕴藏着古人的生态智慧（刘校汲和侯梅芳，2022）。时至今日，遍布于广袤大地的传统村落仍然承载着华夏五千多年亲近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李华胤，2022）。
（八）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崇礼亲仁的德治观
礼仪是以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包含对自我的克制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明德治的基石。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主张“为国以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荀子认为，“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农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在维系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华农耕文明德治观的根源，也是礼俗习惯和村规民约的体现（赵敏，2005；卢瑶玥等，2023）。就礼俗习惯而言，《礼记·月令》记载，每逢春天，周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春，祭祀芒神，祈求农业丰收。这种遵循自然节律的理念被巧妙地投射到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的结构之中（隋斌和张建军，2020）。清明祭祖等各具节气时令特色的礼仪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就村规民约而言，北宋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包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内容，为后世乡村自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德治作为一种以社会规范和村规民约等手段进行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通过礼俗结合以化成天下的德治实践，对现代社会风气的改善和乡村治理等仍有诸多有益启示（马良灿和康宇兰，2022；余慧，2023）。很多古代村规民约至今仍保存完整，其中所包含的礼仪规范，成为德治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华农耕文明所包含的习礼、尊礼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体现了以德化人的德治思想，蕴含着中国人勤勉自持、睦邻友群、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的文化特质，代代相传、沿袭数千年而不衰，浸润在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中，对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独特作用。
四、中华农耕文明思想智慧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
中华农耕文明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与文明观念。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农业强国，要立足“三农”发展实际，对照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和农业发展水平高，即“四强一高”的基本特征（魏后凯和崔凯，2022），把赓续中华农耕文明与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华农耕文明思想理念对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
（一）坚持农为邦本的重农观，建设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农业强国
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农业始终是关系中国人饭碗的基础产业，农村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的战略后院，农民始终是关系政权巩固的重要群体（唐仁健，2021）。长期以来，中国是“农业大国”，但非“农业强国”。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业规模大，但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还不强，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给自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二是农业总产量高，但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生产要素配置、品牌竞争力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三是农业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但关键技术和核心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四是粗放式农业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扭转，2021年化肥农药利用率约为4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68，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建设农业强国是保障中国14亿多人生存发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大战略安排。
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农为邦本的重农观，树牢“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的发展理念。一要健全党领导“三农”工作体制机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机制。二要落实“四个优先”。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建立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障制度；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配齐配强各级“三农”工作领导班子。三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统筹编制和实施城乡发展规划，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多途径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协调发展。
（二）坚持粮安天下的食物观，建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的农业强国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展。粮食安全不仅要保数量，还要保多样、保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但人多地少的矛盾仍然突出，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自然灾害多发，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很大（He et al.，2022；杜志雄，2023）。
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粮安天下的食物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政策扶持与经营增效同时发力，健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延伸粮食产业链条，实现种粮节本提质增效，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多得利。二要压紧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粮食安全考核机制，做到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加大力度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警惕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对粮食安全的突发冲击，积极探索粮食安全储备、应急流通供应的多渠道存储供应路径，创建多元粮储新格局。持续推动更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牢牢把握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主动权。三要践行大食物观。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向森林、草原、江河湖海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持之以恒开展粮食节约行动。
（三）坚持拓土肥田的土地观，建设耕地数量质量双保障的农业强国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如何管好用好耕地始终是一个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只有把耕地保护好、建设好，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有可靠保障。中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中低产田占到七成，缺乏水利灌溉设施的旱地占到一半，位于年降水400毫米以下地区的耕地占15.8%，部分省份耕地后备资源已经严重不足，全国土壤强酸性耕地面积达2.93亿亩，部分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Huang et al.，2014；喻永红等，2021）。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拓土肥田的土地观，既要管住耕地数量，也要管控耕地用途、提升耕地质量。一要严守耕地红线。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科学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划实补足永久基本农田。二要严格耕地用途管控。明确耕地种植优先序，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确保“良田粮用”。强化耕地使用的法制保障、政策支持和监测监管。三要提升耕地质量。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逐步把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和改造，提升农田抗旱排涝防渍减灾能力。稳步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有序推进酸化耕地治理，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整治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确保地力常新。
（四）坚持务实创新的科技观，建设农业科技和农机装备先进的农业强国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农业强国的重要标志。当前，中国农业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核心种源、生物育种和智慧农业等前沿技术亟待突破；二是设施装备研发应用集成水平不高；三是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何可等，2023）。
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务实创新的科技观，着力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要加快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重点，以产业急需为导向，在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上，不断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二要提升农业设施装备水平。加强农业设施装备工程化协同攻关，加快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适用机械和高端智能机械研发制造，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用现代化的设施装备支撑农业稳产增产。三要改革优化农技推广模式。健全产学研推协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步伐；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扩大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的覆盖面。
（五）坚持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强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中华农耕文明生态思想、生态伦理的再重视。农业农村是生态产业和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农业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当前，部分地方围湖造田、围海造地、过度养殖、过度捕捞等现象还时有发生，秸秆、农膜、畜禽粪污还未得到很好的回收利用。
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一要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坚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现系统性低碳循环发展，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二要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着力开发乡土资源，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价值链提质增效。围绕“三品一标”建设，供给更多绿色、有机和名特优新产品，促进供给优化升级。高水平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强镇，集聚产业发展要素力量，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对接科工贸，促进产业链条延伸锻造。三要集成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依托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探索建立全链条全要素综合防治机制，持续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动农业农村废弃物和农产品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等产业集成发展。
（六）坚持激发民力的民本观，建设经营主体充满活力的农业强国
农民是农业强国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才能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农村各类人才紧缺，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外出务工收入长期高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长期滞后于城镇；三是农民缺乏职业培训和良好的创业前景，而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农业人才又很难长期扎根农村。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激发民力的民本观，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不断健全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二要着力提升农民素质和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实施“头雁计划”，培养更多增收致富带头人，引导传统农民向高素质农民转变；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促进经营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水平全面提升。三要建立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专业化服务组织，创新多元化服务方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七）坚持崇尚自然的田园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农业强国
乡村既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的家园故土。把乡村建设好，推动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新期待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乡村建设存在两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许多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亟须完善提升；二是部分地方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乱拆乱建，使原有的田园风貌和乡村承载的传统文化功能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乡村的人文情怀和历史底蕴。
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崇尚自然的田园观，按照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注重保护、体现特色，节约资源、绿色建设的原则，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要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由点及面整体提升。编制并实施好“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加强蕴含乡韵、承载乡愁、融入肌理的秀美乡村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实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二要稳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产业路、旅游路、仓储物流设施短板，推进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享有、便利可及。三要保护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民族村寨、历史遗迹、文物古籍的保护力度，强化对农耕技艺、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的活态传承，使乡村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八）坚持崇礼亲仁的德治观，建设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的农业强国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要让农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也要让农民的精神生活富足。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然而，“当前，一些村庄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等现象依然存在，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形象，也影响了乡村的发展和进步。要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崇礼亲仁的德治观，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一要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将中华农耕文明中蕴含的向善、为和、有序的价值观念与和谐、文明、法治等现代价值观念相融合，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二要推动移风易俗。完善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弘扬传统美德和良好风尚，发挥礼仪制度的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革除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营造弘扬新风正气的良好氛围。三要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结合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技艺、乡土风情风貌，因地制宜举办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增加富含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农民丰收节、农民文化艺术节等平台载体功能，强化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
五、结语
按照生产技术、农作制度、发展成就和思想理念等方面的主要特征，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历程可分为形成与发展、提升与壮大、成熟与繁荣、徘徊与危机、创新与复兴五个时期。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思想理念主要包括：农为邦本的重农观、粮安天下的食物观、拓土肥田的土地观、务实创新的科技观、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激发民力的民本观、崇尚自然的田园观和崇礼亲仁的德治观。中华农耕文明彰显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传统智慧，赓续中华农耕文明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当然，传统农耕文化由于其历史局限性，还存在一些弊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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