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她又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北大荒的一切对她来说是陌生不可捉摸的，却又是必须适应的。她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
丁玲决定就在宝泉岭农场落户。
陈明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头上还戴着三顶吓人的大帽子，群众又怎么看我们？”
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过去是靠文章联系群众，现在我们就靠劳动来联系群众。还是像在汤原一样，到人民中间去。”
她选择了宝泉岭农场最脏、最乱、最落后的第八居委会去做家属工作。
每周一、三、五学习，二、四、六打扫卫生，老丁一大早就起来，领着家属把一条又脏又臭的路，铲掉粪便，铺上沙土，修得溜光干净，成为全农场最好的一条“大马路”。都是义务劳动，比上班还忙。
有天老丁找张文豪、胡冬莲商量:农场大忙季节，要动员家属出来参加麦收。可每家都有几个娃娃，孩子咋办？
老丁找到农场场长高大钧，建议办个农忙托儿所，就愁没一间房子。高大钧一听，高兴地大着嗓子说：“到底是老区来的，还是你老丁想的周到。”老高马上答应，让总务科拨间房子给她们办托儿所。高大钧说:“这是间旧房，有些破烂，还得靠你们自己动手修理一下。”
老丁也高兴地回答说：“只要拨间房子给我们，别的，我们全包了。”
这间房子就在八委居房马路对面，原先是养奶牛的，房顶透亮，四壁塌落，屋内积雪还有尺把厚没开化。老丁就组织年轻的家属，去草甸子打羊草苫房子。老丁也卷起手袖，和家属们一起在刺骨的泥雪浆里，垒墙堵洞，抹泥，铺地，几天工夫，把一间破烂的房子粉刷一新。丁玲还特地买红的、绿的彩纸，在上面写着儿童们喜欢的儿歌，贴在四周墙上。孩子入托了，家属们无后顾之虑，仅六委就有33个家属参加了麦收劳动。
老丁还在家属区办起了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板报挂在什么地方合适呢？都是一家一户的。还是老丁出的点子:挂在井台上。家家每天都要吃水，每天都得上井台打水，摇辘轳那工夫，就把黑板报看了。黑板报一出，家属的干劲更大了。
曾和丁玲一起做家属工作的张文豪告诉我:老丁写的《杜晚香》中的人物，就是她在这里交上的朋友。杜晚香的真名叫邓婉荣，是垦区的一位劳动标兵。那时她白天和老丁一起跑家属区，夜晚到夜校扫盲班听老丁讲课。邓婉荣为人好，谁家有困难，她就不声不响地去帮助人家排忧解难；重活苦活，她不声不响地抢在前头干。只要她看到老丁在干活，她总是一步抢过去：“大娘，你这么大岁数了，我来干。”1964年冬天，丁玲就写下了这篇散文《杜晚香》，满腔热情地歌颂献身北大荒建设的北大荒人。当时连《农垦报》也不敢发表丁玲的作品，稿子写好后，丁玲就放进抽屉里。
这年冬天，萝北县妇联主任来农场检查妇女工作，发现落后的八委变成了先进的家属区，就要农场写材料，上报省里树为全省家属工作标兵。有人偷偷告诉这位县妇联主任：“你知道这八委的工作是谁干的？”
“谁？”
“大右派丁玲。”
这位县妇联主任有胆识，也很有魄力：“不管是谁干的，成绩突出，该树的就得树。”
张文豪、胡冬莲分别出席萝北县和黑龙江省的妇代会，代表八委去介绍先进事迹。老丁戴上老花眼镜，连夜给她们赶写发言材料。临走时，老丁从箱子里找出一件短呢大衣，一条兔毛头巾，对她们说:“试试看，看穿着合身不？”她俩个头也不高，一穿正合适。她们就穿上老丁借给的衣服，带着老丁亲手为她们写的发言稿，上县里、省里去介绍先进事迹了。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这些日子，白天忙家属工作，晚上坐下来看书，读报。未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搁将近十年了。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前，她已经写了八万多字，灾难突然降临，这未写完的长篇著作就只好压在箱子底下。现在，丁玲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给了她新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她萌发了要把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写完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中华大地，灾难刮到农场，首先落到了她的头上。抄家、批斗、蹲牛棚，她受到更大的折磨……
北大荒人理解她，从心里尊敬她，在她遭受磨难时，北大荒人暗暗地都在保护她。农场的造反派受到北京来串连的“小将”们的煽动，怂恿一群中学生去揪斗丁玲。她们用高音喇叭，狂呼“打倒丁玲”。有些家属，就偷偷把孩子拉回家去，狠劲地揪着孩子的耳朵说：“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我就把你的嘴撕破。”老丁关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轻声地说:“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来。”老丁的心一酸:“多好的北大荒人呵！”在批斗高潮时，六委50多户家属，也分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老丁。他们看到老丁被斗，坐飞机，都含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都偷偷地溜回家了……
丁玲第一次被“揪”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回来时，陈明心如刀绞。丁玲却平静地对陈明说:“我很想写一封信告诉孩子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
丁玲和陈明从汤原到宝泉岭来时，高大钧按王震部长的指示，安排他们夫妇俩住在农场招待所的两间宽敞的房间里。“文革”一来，他们被赶到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泥草屋里。游斗之后，再次被扫地出门，进“牛棚”隔离反省。他们各自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里，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彼此不能见面，更不得交谈。丁玲的小屋有一扇玻璃窗，造反派们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紧闭的小窗，成了丁玲和陈明互通心声的“秘密联络路线”。遗憾的是，窗外悬有一条晒衣服的绳子，几乎每天都挂满了农场职工晾晒的衣物。丁玲必须从衣物间的缝隙，才能看到阳光下的露天。
被造反派关在这里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摘帽右派”，每天三次进食堂请罪、打饭，都要从丁玲住的门前走过。这就使她又得到了和亲人见面的机会。当然，那只是一刹时间，而且“黑五类”都是低头排队进食堂的。有一天，丁玲正在屋外捅火墙的炉子，这是造反派分配给她的“轻微劳动”。背上钉着白布的一群“黑五类”低头排队走了过来。陈明有心计，早就偷偷地写好了一张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握在手心里。陈明低头从她身边走过，她忽然感觉有一个东西，轻微地落在她的身边。她平常动作缓慢，这时不知哪来的一股轻巧劲，本能地一下子就把它一踏在脚下，然后用眼睛朝四周一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她赶快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她心里着急: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大胆呵！她急忙把纸团揣入怀里，走进小屋，小心翼翼地塞进铺盖底下，一颗急剧跳动的不安的心，这才稍稍平定下来。她又去干那“轻微的劳动”，干完活后，就进屋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她不敢伸手把压在铺盖底下的那个纸团掏出来，她害怕一旦被看守的人发现，又是一场大祸。她并不担心自己: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喷气式”也坐了，人到此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是怕惹出事来，祸及陈明。她侧耳倾听周围一切细微的动静，等到她确认绝对安全时，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从铺盖底下轻轻地拿出小纸团。展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熟悉的字迹，出现在她闪亮的眼前:
“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署名是：“永远爱你的。”
这以后，丁玲在炉边，在陈明走过的过道上，经常发现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一个破火柴盒子，她已经十分“老练”了：一发现，就迅即收起来，揣进怀里。夜深人静，她在煤油灯下展开细心默读: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因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要珍重。”
“……”
这不是写在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上、写在一个破火柴盒上、写在一张废报纸一角的信。这是诗。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与信念凝结成的思想最高的升华。陈明写的这些深厚而充满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的词句，在困难的时刻，对他的患难战友、他的亲人丁玲，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支持。
丁玲生前回忆说:这些用特殊材料，在特殊环境里写的书简，成为她每天唯一的精神食粮，她每天含情背诵，现在还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默写下来。
这些书简，她都贴身珍藏着。一天深夜，她又被抓走，两个女看守，还脱光她的衣服，强行搜走了每一个纸片。她再三恳求:这些纸片，是我丁玲的“罪证”。无知而凶暴的来人，哪里懂得这些，不屑一顾地把这厚厚的一大叠干枯的苞米叶子、破火柴盒、废报纸一角，统统搜出来丢满一地，让人用扫帚扫出去毁弃了。 （实习编辑：杨晓梅）
（摘自《丁玲在北大荒》，郑笑枫/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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