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当了10年知青。现在，时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你在农场生活时是不是很苦？我笑了，因为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年的一句流行语：“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农场工作生活确实是遇到了很多在下放前意想不到的困难。择其要者，我把它概括为“三难”。
行路难
三年经济困难后期的1962年秋，我被下放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务农。“要想富，先修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些道理领导和群众都懂。但当时国家、集体、个人都没什么钱，一级公路大都修不起。国道，我们少数知青可能有所耳闻；高速和高铁这两个词当时根本就没听说过呢。因此一遇雨雪天农场的自修路就变成泥泞或断裂之路了，汽车、自行车均无法通行。农场到漯河车站大约有一百华里，大雨一降，路基本就断了，要等到晴天修好了再放行。但即便是路修好了，交通也不发达。那时一天只有一班带防雨蓬的卡车，而且得起早贪黑才能赶上。坐这样的车是要付钱的，我回忆大概是一块五毛钱。农场的职工家属和农民都是囊中羞涩，所以得走场汽车队的“后门”。农场汽车队有三四十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的“解放”牌汽车，往来全国各地运输各种农产品及货物，去漯河的几乎每天都有，而驾驶室除司机外还有一两个空座，这就成了场部、一分场、园艺场、修配厂、农校等成百上千人瞄准的目标。每年春节前我要回京探亲，为了省钱，也为了早点回家，有次竟然厚着脸皮走了时副场长的“后门”。当时黄泛区农场是地厅级，这是位学者出身的植棉专家，则是“硬梆梆”的副厅级。第一次求他帮忙，这等小事他就满口答应了。但说得有点晚，他女儿要回郑州也需乘此车到漯河换火车。可能是那天客满了，他先和队长交涉过又送我到汽车站，简直是向司机下命令：“不管你们说什么理由，必须给小万同志解决一个座位！”当时大家都没有钱，顶多给司机一包普通香烟就算送礼了。一瓶农场自产的高级“白玉香”酒要一块二毛钱呢，当然拿不出来了。我也不抽烟一时不知拿什么，记得当时上车后，发现军用小书包里正巧有一些北京的牛奶糖，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很是耀眼，便抓上一把放到司机方向盘前面，也算有礼了。有些农民或农场临时工只好扒着卡车后面的货车、煤车任凭风吹日晒，下了车就如京剧里的二花脸了。
吃水难
现在城镇甚至很多农村都有自来水，不少家庭还具备冷热水功能。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当知青时用水却很不易！那时园艺场场部有一口井，职工家属院（也没什么院墙，三排工房而已）也有一口井。用水时就得放下井绳用木桶或铁桶绞上水来。空桶下去二十多米不会翻摆，使之沉底后才能用手摇轱辘把盛满水的桶提出井口，所以洗脸洗衣都不易。我所在园艺场的职工根本没有澡堂，没听过洗澡之说。到了严冬，一个月去总场部唯一的水泥池大澡堂洗一次就算是奢华享受了。
后来知青多了，把电接通了，还修建了一个水塔，用电把井水抽上去再用水管引到厨房，这是唯一的自来水，是供100多人的食堂专用水。所以厨房每天只烧一大铁锅开水，每次打开水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你得看准竹皮暖瓶口。等有客人或领导来访，倒一杯茶（河南人把白开水也叫茶，实际上当时很少有人见过什么茶叶，根本没人听说过什么绿茶、红茶、白茶、黑茶呢）。其实谁也没有专用的茶杯茶壶，当时用吃饭的大碗或把刷牙缸涮涮擦擦待客也不为新鲜呢！如果有人在你的开水里放点红糖或古巴黄糖，称“糖茶”奉上，那你就是贵客了。龙口夺粮或为果树、棉花打药、喷杀红蜘蛛等病虫，那最忙累的酷暑时节里，场长会批准在绿豆茶里放些糖精（有时放红糖），就是“绿豆糖茶”了，但这样的待遇，一年之中仅有几次。
如厕难
上世纪50年代农场创建者一踏上风沙漫天的黄泛区土地时，提出的口号是：“先讲生产，后讲生活”。就是说到了生产第一线，不要讲任何生活条件，先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开创工作。所以像宿舍、厨房、食堂，一直是边生产边修建，而厕所就更提不上日程了。许多厕所都是临时指定一个荒地，用高粱黍秸或者好点的用两张席培上一圈黄土就进去方便了。这种厕所真是既不挡什么风雪也不御什么严寒，只能遮遮羞吧！卫生条件和现在更是没法比了。声音是不隔的，都能听见隔壁是谁、都讲了什么。后来知青多了，尤其是1969年中央党校、工交政治部和省直机关到农场办“五七干校”，来了几千名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才一起动手修建了砖瓦结构的“男女厕所”，但也没有门窗，只是门口多了一道泥坯墙而已。
一代名将、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王近山，因离婚问题被中央抓了“典型 ”，被开除党籍后连降三级为大校，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他在战争中七次负伤，他告诉我当时还有弹片卡在骨头里取不出来呢！他如厕时双腿蹲不下，肠胃功能甚差，大小便排泄不畅，他在北京家里坐在抽水马桶上也得好半天才能完事。总场场部比我们基层分场好多了，是水泥蹲坑、写着男女的挂牌厕所。可以想象，他在毫无隔板的水泥坑上是多么困难才能蹲下去的。后来场领导知道了此事，特令木匠做了一把木椅子，底座开了个圆洞，将军出恭便引来小孩好奇围观，于是越发缓慢，“苦撑待便”了呀！
到农场后，他那辆能坐八九个人的苏制“吉姆”当然没了踪影。场部这么多领导只有两三辆国产吉普车，是专供到郑州开会和到较远分场用的。他到农场后所住的两小间房子离他分管的园艺场有两三里路，别的领导大都骑自行车或快步而来，他不会骑车只好一瘸一拐的步行过来，真是难坏了这位浑身是胆的英雄了。大英雄在农场苦度5个春秋后，1969年“九大”后，他被重新启用在南京军区任职。
当然在农场还有许多难处，比如我下乡的10个春秋竟然没有和北京的父母大人、兄弟姐妹通过一次电话！因为根本不知到何处去打长途电话，也不知得花多少钱才行。当时大家都是很少的工资，我只往北京发过三四次电报，更多的是写信。场部三里外有个一人管的邮局，邮递员两三天来园艺场一次，真是“家书抵万金”了。
当年在农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磨炼了我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记得当年背得最熟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有的这些，现在都成了难忘的回忆。
（作者系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原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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