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的年代 难忘的岁月
——忆杨占川在长山头农场工作、生活片段
文／赵怀荣
20世纪70年代，两千多名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汇聚到宁夏中宁县南部山区的陈麻子井，揭开了可歌可泣的创业篇章。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荒漠戈壁、风沙肆虐的荒凉情景已永远地留给了记忆。而今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沟渠纵横、良田万亩、绿树成荫、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新型农场。寻觅创业者的足迹，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场长杨占川带领全场干部职工忘我工作的点点滴滴，仍能让我们深刻感受他们当时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
千辛万苦建农场
1978年2月，春节刚过，塞上大地严冬的寒气尚未减缓，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传统佳节的快乐之中。一天清晨，两辆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迎着晨雾在银川平原向南疾驰。其中一辆载着二十多人，他们是宁夏农垦局从各农场抽调的干部和技术骨干，将赶赴中宁县陈麻子井，在那里安家立业，创建农场。带队的是一位中等身材、身板硬朗的老革命——杨占川。当天下午，他们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目的地。一下车就踩在了疏软的沙子上，黄沙毫不客气地漫过鞋帮，与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来了个“亲密接触”。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沙丘、白茨，几棵碗口粗已秃了顶的沙枣树还顽强地生存着。这里万籁俱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一阵西北风裹着黄沙掠过，这群刚从银川平原来的人们顿感浑身就像被针扎一样刺骨的寒冷。如此恶劣的环境，把初来乍到的人惊呆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开始小声议论：“这个鸟不落脚、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人能待吗？”
在这戈壁滩上有一个占地三亩多的土围子，围墙高低不齐，一眼就能看出风吹雨淋的痕迹。西边和北边的围墙外面，多年堆积的黄沙已接近墙头，再有几场大风，沙子就越墙而过了。南墙中间有一个三四米长的大豁口就算是大门，里面有十几间60年代建的土坯房，这就是陈麻井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的干部们把杨占川一行迎接到屋里，安顿了下来。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大家已心灰意冷，沉默不语。杨占川看着眼前这一切，泰然处之，当天下午他就组织原公社的留用干部和随他一起来的建场干部开工作动员会。他在会上说：“今天随我来的都是建设农场的骨干，有些同志和我一样打过胡宗南、马鸿逵，剿过匪，在西大滩挖沟、修渠、开过荒，还有些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那些艰难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这点困难算个啥？再说公社留下来的干部，哪个不是在这里一干就好几年，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干？眼前的这点困难就把我们吓倒了吗？是英雄好汉，就跟我老杨一块干，是熊包软蛋的，明天就送你回家。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农垦人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眼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战胜，今后会一年比一年好的。”
杨占川无所畏惧的气魄、战胜困难的决心鼓舞了参加会议的每个人，个别人也打消了想回去的念头。随后杨占川带着大家勘察地形，研究方案，规划设施，不分白天黑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建场的前期工作，随后各路建场大军在这里落户。以杨占川为组长的农场筹建小组，不久又提出了“当年建场，当年生产，当年为国家上交粮油作贡献”的宏伟目标。
在建场岁月里，杨占川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经常穿着一身灰色的旧中山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奔走在田野里、工地上。中午路途远回不了场部，他就和工人一起吃大灶。开会研究工作，他从来不占用白天的时间，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每二天他又比谁起得都早，开始筹划、安排新一天的工作。事业心、责任感驱使着杨占川夜以继日地忙碌着，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身体超负荷付出，头晕、牙痛、胃痛经常困扰着他，可他只是吃点药，仍坚持工作。
建场初，机关食堂干部、职工有一百多，杨占川同样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当时由于条件所限，饭菜质量也很差，半个月能吃一次肉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机关灶的炊事员老陈师傅看着杨场长越来越消瘦，脸越来越黝黑，尊敬、怜悯在老师傅心里油然而生。有一天晚饭结束后，他以商量的口气对管理员说：“杨场长不分白天、晚上的干活，实在太辛苦了。家又不在这里，没人照顾，我们能不能每天晚上给杨场长炒个菜，给他补补身体。”管理员欣然同意了。于是老陈师傅给杨场长炒了一碟肉菜，拿了两个馒头让小赵送去。杨场长一看小赵端着的热腾腾地肉菜，就是一顿严厉地批评，小赵委屈地说明原因，杨场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赵呀，现在条件艰苦，我们更要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呀。我要是开小灶搞特殊，谁还愿意跟我老杨干，你说是不是？”随后杨场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元菜票递给小赵，小赵说：“多了。”杨场长说：“拿去吧，交给灶上，下不为例。”杨场长的言行深深地感动了小赵，敬仰之情不由得涌上心头。
从农垦系统调来的干部、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和全国各地招来的两千多名知识青年被杨占川及其同事们战风沙、斗寒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他们住帐篷、地坑子，吃黄米、咸菜、胡萝卜，却无怨无悔。调皮的青年职工敲着碗筷说起了顺口溜：“天当被，地当床，吃着黄米和干粮，饭碗底下沙子淌，你看风光不风光。”接着又有人现场表演：“我们这些人呀，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背碳的，直到跟前才知道是农垦战线的。”惹得青年们大笑。职工的调侃确实反映出了当年的生活状况，但也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青年职工每月只发24元工资，风餐露宿那真叫艰苦呀！然而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同住、同吃、同劳动。他们“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开展劳动竞赛干得热火朝天，晚上披星戴月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更是经常性的事儿。青年职工们每天都以满腔的热情，生龙活虎地战斗在建场生产的第一线。经过半年多的昼夜苦干，他们终于在当年全部住进了干打垒房子，各队都提前完成了开荒造田任务。农场当年完成了给国家上缴油子二十多万斤、小麦一百多万斤的任务，实现了原定的奋斗目标。
病愈坚持扎根农场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着杨占川长期忘我地工作着，有时他骑着自行车下队，事情处理完再风尘仆仆地赶回场部，开饭时间已过，炊事员已经下班了，他也不忍心打扰人家，便忍着饥饿和开水泡馍凑合充饥，过度的劳累和饮食不规律导致他落下了病根。1982年春他经常手按着胃部，坚持上班，实在疼痛难忍了才去农场医院打一针或开点药。当时农场医院医疗条件差，院长几次建议他赶快到银川大医院检查治疗，他总说工作忙离不开，等工作能脱开身了再去。他一直坚持到这年的年终，才到银川市的医院检查，经诊断发现他的胃已穿孔，病情很严重，宁夏现有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治疗，此事惊动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同志，他在农垦局局长的陪同下来医院看望了杨占川，要求医院立即成立专家治疗小组，不计一切代价治疗。因为手术具有一定难度以及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着做了三次手术。身体刚刚有所恢复，杨占川就在医院待不住了，又回到了农场上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农垦局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往长山头农场。老首长望着杨占川虚弱的身体，心痛地拉着他的手说：“老杨啊，你太辛苦了，你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按你的资历、业绩完全可以担任农垦局副局级领导，你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再在这艰苦的地方干了，我们向组织上建议，调你到农垦局工作吧。”杨占川说：“谢谢组织和领导的关心，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我到农垦局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把职位留给年轻同志吧，我也干不了几年，长山头农场的职工、乡亲们信任我，我就在这里多干几年吧。”他豁达的胸怀感动了上级，也感动了下属。农场职工知道自己的老场长又回来了，打心眼里高兴，纷纷前来看望。
敢为人先大胆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改革使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农场职工几年的工资。农场从宁夏川区招来的职工中，有些人就产生了回农村种田的想法，也有个别人不辞而别离开了农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场不可能走农村土地承包的路子，国家也无政策，农场职工的种田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农业生产中吃大锅饭的现象逐年严重。面对这些变化，杨占川苦苦支撑着。
1984年春，中央领导视察新疆农垦建设兵团时，对其实行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报纸和有关杂志对此也进行了详细介绍。杨占川根据这一情况，及时召开党委会，根据党的政策，结合农场实际，认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在宁夏农垦系统率先提出了创办“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得到农垦局党委的批示后，他带领全场干部职工，立即行动起来，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职工从创办“家庭农场”中获得了收益。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家庭农场出现了问题，农场经营走向低谷。
1992年，全场干部职工都放假欢度元旦佳节了，而生产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杨占川，他睡不着，吃不下，更没心思回家和家人团聚。他下队找生产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座谈，找熟悉经营管理的同志问计，与党委班子成员交流，终于农场的第二次改革方案在他脑海中形成了。
这次改革叫作“两费自理生产责任制”，农场与土地承包户只有借贷关系，原来的家庭农场经营体制同时取消，彻底打破了职工吃农场大锅饭的现象。当年兑现奖金时，大部分承包户都拿到了一万多元，种田少的也能有几千元。职工们高兴地说：“农场这次改革真正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从此，闲逛的人少了，精耕细作的人多了；投机取巧、搞掠夺式经营的人少了，平田整地，培肥地力的人多了。
改革稳定了人心，改出了干劲。经过几年的努力，许多职工建起了新砖房，购买了新式家具和家用电器，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有许多家庭还购买了大中型农业机械，成了农机专业户。这次改革是宁夏农垦改革的先例，实现了职工增收、企业增效的良好效果，为农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占川在任期间进行了两次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这期间的压力，外人是无法体会的，他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大胆改革的毅力，体现了对职工群众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高度责任感。
本色永远不会变
杨占川场长是1948年参加革命队伍的，长期的革命工作使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长山头农场这片热土上他忘我工作了十六年，始终是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床几十年前部队上发的铺盖卷，这样一直到1993年光荣离休的那天。他的家到现在仍然是西干渠管理处家属院的老房子，与他的老干部身份、副厅级待遇一点也不相称。有人建议他找农垦局要一套楼房，他却说这房子住了三十多年习惯了，不能给领导添麻烦。
杨占川在职期间，只有元旦、春节才回家，其它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场度过的。时间长了，也有领导干部劝他回去一趟，他总是说，专门回家太浪费，抽时间顺便回吧。他所谓的“抽时间”就是利用到农垦局开会或者银川办事的机会，才顺便回去一趟，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假公济私”了。
杨场长在任时，招待吃饭就是机关食堂，从未在餐厅喝酒吃饭的他与下属到银川开会办事，除会议就餐外，多数时候他都买上酒菜把下属领到家中吃饭，从来没报销过招待费，差旅费每年也是极少的。他公私分得很清楚，把公家事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
对个别有贪污行为的干部，杨占川非常重视，指示督促有关人员快速查处，党委及时严肃处理。他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农场也出现了干群和谐、政通人和的新气象。
下属干部家中凡有婚丧嫁娶，他都要前去祝贺或慰问，但却从来不到下属干部家吃饭。由于敬畏，下属干部从来不请他，也不敢请。他临离休时，部下们出于对老场长的尊敬，在家中略备薄酒，以表心意，而这时候的杨场长只要得空都欣然答应，按时“赴宴”。
杨场长现已年逾八旬，耳聪目明，种树、种菜、养花，不失为一把好手。走入他家的小院，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无不体现着老人的生活情趣。杨占川离休已快二十年，长山头农场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干部、职工到现在都还想念着他，每年都有干部职工前去银川看望他。每当这时，老人家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用最朴实的方式热情招待，并关切的询问农场有哪些发展变化，言谈举止中无不流露着他对长山头的眷恋，对职工们的深情谊。
（作者系宁夏长山头农场原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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