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光荣的南繁队员，
千里迢迢来到海南；
为了神圣的种子事业，
北种南繁任重道远。”
——摘自《南繁队员之歌》
轻柔的海风，曼舞的椰林，瑰丽的沙滩，这一切足以成为美丽的滨海城市——三亚的注解。在这个位于我国最南端的热带城市，有一群人为了神圣的种子而来，虽然他们身处椰林下、芭蕉旁，浪漫无比，却因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几乎无暇顾及身边绚丽的 风景。这就是三亚兵团村里的兵团人。
三亚兵团村位于距离三亚33公里的海棠湾镇，一个约700平方米的座北朝南的四合院，来自新疆农垦科学院、各师农科所、种业公司的科研人员聚集在这里，利用院前的128亩土地开展种子繁育工作。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院落：院前是一排高大的椰子树，树下的花草巧妙地拼成了“兵团人”三个字，院门两旁矗立着两棵高大 的芭蕉树，好像威武的护院士兵，院内还栽有槟榔树、芒果树等。院落不远处是一座长满芒果树的芒果山，山下零散地住着几户黎族人家，一派悠然的南国风光。
“开饭啦！”天刚朦朦亮，随着负责伙食的王师傅一声吆喝，大家陆续起床洗漱，吃饭，然后放下碗筷，拿上工具下地。1月中旬正是棉花、玉米、向日葵等作物授粉的高峰期，这段时间研究人员特别辛苦，有的早上不吃饭，5点多就下地套袋、授粉。因为作物开花散粉顶多一周，过了这个时间，需要授粉的作物没有授粉，做不成杂交，这一年就白来了。
三亚的中午，阳光特别强烈，晒得人头皮疼，可还有人员在地里授粉。科研人员告诉笔者：“天热有利于授粉，我们就怕阴雨天。”有些人员怕吃饭耽误时间，就托别人将午饭送到地头，扒几口又干活去了。
当夜幕降临时，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小院，冲个热水澡，围石桌而坐，边吃饭边交流，其乐融融，俨然是一家人。
吃完晚饭，夜色朦胧，忙碌一天的人们谈天说地，坦诚交流，还有人在棋盘上奇巧布阵。在四周黑暗的夜幕中，这个村庄的光亮分外耀眼，欢声笑语传得很远很远……
充满希望地坚守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表面上的快乐和轻松掩饰不了每天要面对的生活低标准、与黎族人语言不通等问题，还要承受辞妻别子、觅友求偶所引发的各种心理负担。“南繁”人圈内有一句饱含艰辛的俏皮话：“南繁南繁，又‘难’又‘烦’”。
可单调、枯燥的南繁生活又为何会让科研工作者常年坚守？新疆农垦科学院玉米育种专家夏景中幽默地告诉笔者：“我不是雇佣军。”意思是，他是心甘情愿来南繁的而不是被迫的。18年来，夏景中每年在三亚呆过半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这是一项艰苦的事业，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事业，我就必须坚持下去。如果没有事业的支撑，南繁就会感到枯燥。现在，种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不可能不来南繁，也不可能半途退出。这种坚守不是三五年，也不是十几年，而是一辈子。如果一个人想做点事，只有抓住每一点希望，而且不要期望会成功。”夏景中多少带些伤感的话语中透露出育种事业的艰辛和无奈。
这位50多岁、搞了一辈子玉米育种的老专家，为了早出成果，丝毫不敢懈怠，每年南繁都是亲自来，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都做到准确到位，即使在玉米市场最不景气的时候，他也坚持离家赴万里之外的南繁之约。
记得有一年准备去南繁的前夕，夏景中的二哥跑来对他说：“今年能不能不去？娘的病情严重了。”他说：“节气不等人，必须去。”他到三亚刚给玉米授完粉，就接到家里的电报：母亲病危。当时，交通极不发达，他在海口没买到火车票，又辗转到广州排了三天三夜的队才买了站票，用了十几天才回到石河子。“忠孝不能两全啊！”提起当年的事，夏景中感慨万分。
到南繁工作已经8年的兵团天合种业公司李建新对于南繁的成果非常自豪，他说：“今年带来的薄皮甜瓜品种已经是11代了，回去就可以投入市场。”2006年审定的新陆早26号推广面积已经占到新疆棉花总面积的13%。说起南繁的艰难，李建新说：“别的都可以克服，就是水牛的祸害和老鼠的捣乱让人头疼。”
原来，基地附近有红李村、新典村等四五个村庄，不是很富裕。当地老乡有个习惯：每天将水牛撒在田边地头吃草。前几年，每到晚上，总可以看见眼睛闪着绿光的水牛拱吃试验地的庄稼。有一次，李建新发现有几头牛在地里肆无忌惮地践踏作物，就将其牵回基地，可是又不能让它饿着，每天给它饮水喂草。基地通知老乡来领牛，还要象征性地罚款警告，有些老乡不愿意掏罚款，又看到水牛有吃有喝，就都回去了。无奈，基地只好让他们将水牛牵回去了事。这几年，基地建了围栏，才把水牛的问题解决掉。
基地老鼠特别多，播下的种子没几天就被掏空了，还得重新播。有一次，李建新想办法，在播下的种子上面覆盖一层拌过鼠药的花生米，可狡猾的老鼠只吃种子不吃花生米。实在没辙，李建新做了一个电网，将30亩试验地围起来，才勉强将种子播下去。种子不够用，就让公司用特快专递邮寄，大伙都说，基地的种子养了一批老鼠。
农十三师的棉花研究起步较晚，为了赶上兄弟师的步伐，王学忠、陶志柱等农科所的科研人员把自家的事放在一边，坚持南繁。王学忠的父亲80多岁了，去年9月份患脑血栓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这种情况下，王学忠完全有理由不去南繁，但他没有向领导说一丁点父亲生病的事，10月份照原计划来到南繁基地。在三亚，他天天打电话问父亲的身体状况，老父亲鼓励他说：“你不要担心我，工作要紧。”
有信心就会有希望。像夏景忠、李建新、王学忠、陶志柱这样无条件地坚守南繁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他们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实现。
南繁母亲更艰辛
在兵团村，有五位女科研工作者，她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她们都是母亲，而且小孩都不大。她们每天和男同志一样下地搞科研，业务上毫不逊色，可在内心深处，她们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亲人和孩子，尤其当农历春节的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她们更加酸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长得小巧玲珑的刘彦来自农七师农科所，别看她个小，却是个事业心重、性格坚强的母亲。以前，农七师农科所没有进行玉米研究，在实验室工作的刘彦主动要求承担此项工作。为了收集材料，她费尽苦心，人累得又瘦又黑。有人说：“何苦呢，在实验室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 她说：“科研工作不吃苦受累就不可能有成果。”
为了能让玉米品种研究尽快出成果，去年她主动向领导申请去南繁加代，而把14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同事都说：“你不能让别人代繁吗？”她说：“自己的工作让别人做不放心。”晚上，女儿独自睡觉得害怕，常常深夜给妈妈打电话，远在三亚的刘彦在电话里给女儿哼曲儿，让女儿伴着歌声进入梦乡。虽然刘彦轻松地说：“女儿已经习惯了，”但仍掩饰不了她当初选择来三亚时的痛苦。“玉米研究现在还没有结果，以后也说不好，但是我要继续努力下去。”
在五位女性中，来自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所的李艳是最低调的，但从她那和年龄不相称的肤色可以看出，她的付出绝对不是一般的。李艳从事加工番茄研究20多年了，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2008年从石河子蔬菜研究所调到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所后，她希望能在红色产业上有大的发展。今年，她在三亚种植了需鉴定的番茄种子，她说：“这些种子性状表现不错，开春就可以销售。要知道，现在市场对加工番茄的品质期望值很高，固形物指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加工1吨番茄就可节省700公斤原料。”可面对9岁的女儿，她非常愧疚，由于经常南繁，大多时间无法陪在女儿身边。
村里的年轻人
在兵团村，有一半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他们知识渊博，技术娴熟，是兵团南繁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可是，他们毕竟处于谈恋爱的年龄，处于编织梦想憧憬未来的花季，美丽的三亚会是他们精神上的诺亚方舟吗？
刘建喜，1米78的个头，脸色黝黑，身穿海岛衫，要不是架副眼镜，和本地黎族人没啥区别。每年，他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一呆就是半年。他幽默中透着无奈地对笔者说：“我来基地最大的收获是把对象谈跑了。”
2006年，在新疆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刘建喜毕业后顺利在兵团种子管理总站找到工作，当年10月，就被派往三亚兵团南繁基地工作。刚走出校门的他，在各种复杂的情况面前应对自如，显示出较高的组织、领导才能，可是，去年和他谈了6年的女朋友和他分手了，这对他的打击可不小。
刘建喜说：“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们跟随同一个导师3年，即使她回山东工作的3年里也是相互牵挂着。也许是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她退却了吧。那段时间我很痛苦，但却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孰轻孰重我还能分得清。”
谈起今后的打算，刘建喜说：“只要组织需要我在这里，我就会尽最大努力把基地管理好。对象的事儿就随缘吧。”
但也许刘建喜仅仅是个个案，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所的柳延涛今年是第一次来三亚，在学校工作的女朋友一放假就来基地陪他了，他俩还要在三亚拍婚纱照，永远留住三亚的美丽。笔者在三亚的短短几天也遇到了三位科研人员的家人来探亲，小小四合院充溢着团圆的喜悦。
军功章有他们的一半
杨彩莲、王长军是兵团村惟一的三口之家，常年在这里负责大伙的伙食和日常管理。基地人多的时候，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可一到4月份，大家结束工作都回新疆的时候，这家人仿佛处于荒僻的孤岛，连他们的孩子都不愿在基地，双休日也要去幼儿园。
其实孤单还不算什么，最让杨彩莲、王长军伤感的还是女儿的遭遇。2000年11月，他们一家人从新疆来到基地。当时，一切都在建设中，有一天，王长军在犁地，杨彩莲在做饭，女儿婷婷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耍。当婷婷靠着院门玩的时候，还没有固定牢固的铁门突然倾倒，将婷婷的大腿压住，孩子顿时疼得晕了过去。在大伙的帮助下，夫妇俩将婷婷送进医院，经检查，属大腿骨裂。在医院20多天时间里，杨彩莲陪着婷婷，王长军仍然回去为大伙做饭，一天也没耽搁。幸运的是，经过百天的固定，婷婷的腿慢慢恢复了，而且没有落下后遗症，夫妻俩悬着的心才落地。如今婷婷已经15岁了，在河南老家上学。
后来，有了儿子浩浩。活泼可爱的浩浩比婷婷更好动，夫妇俩汲取教训，将浩浩寄宿在距离基地15公里外的私立学校，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可半年5000元的昂贵费用使夫妇俩从来不敢有半点奢侈。
问起他们今后的打算，杨彩莲说：“在基地干了10年了，和基地有感情了，哪里也不想去，干到退休就回老家。毕竟苦日子已经熬过来了，现在条件好多了。”
当笔者离开基地和夫妇俩道别时，杨彩莲伤感地说：“你是今年第一个离开基地的，到4月份的时候，人都走完了，就剩我们三口了。”听着这话，让人觉得心里酸酸的。车子缓缓驶出村庄，那片高大的椰林渐渐远去，直到没了踪影，可是基地在我们的脑海里镌刻下来的影像永远也不会消失。
（作者单位：兵团日报社）
责任编辑：昝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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