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北大荒
文／王光希
作家聂绀弩写过一首歌《北大荒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他写得很荒凉，其实那只是北大荒冬天狂风刮起雪暴时的情景，北大荒也有它美好的一面。否则，为什么几百年来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去闯关东？
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和大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以及完达山到兴凯湖之间的牡丹江平原，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地，俗称北大荒。1958年春，我随十万转业军人的队伍进入北大荒，一住就是四年。其间虽也回过北京，但那只是“出差”，完事后还回北大荒。四年见闻颇丰，不知从何说起，既不好写游记，也不好写事业，就说说自己经历过的衣食住行趣闻吧！
行
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向东南行，过尚志、亚布力就蜿蜒行进在青山绿水之间，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北大荒有这么美。“荒”字在我心中就是荒漠，让我马上想到西北的荒山秃岭、大戈壁，但北大荒可不是这样，到处是郁郁葱葱。我在车上饱览了北大荒初夏风光，心情为之一爽。第二天早晨火车到目的地——密山。密山县是铁道兵农垦局所在地，四面八方来的转业官兵先在这里集结，然后再下到农场。我们农垦部工作团奉命帮助安置官兵到位以及做农场规划管理工作，也都在密山下车。可以想象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来几万人是什么样！要赶快疏散。王震部长穿上上将服，在密山火车站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欢迎转业官兵并动员他们徒步下场，妇女儿童用汽车送，男子汉就开步走，去完达山山上几个农场的人，一走就是二百多里，创业之初就是如此艰难。当时，垦区条件极差，汽车很少，路也只有一条，坑坑洼洼，如何送几万人去农场，确是难题，所以只好靠两条腿走。最原始的办法，往往是最能解决问题的。
有一次，我从辉崔去五分场六队住了几天，回辉崔时遇到了麻烦：连日下雨道路不通，拖拉机也走不了，我只好背起行李自己走，虽只十几里路，但是多半在泥水之中，还要绕过一片沼泽，如果偷懒冒险走飘垡甸子，就有可能掉进“大酱缸”，性命难保。我决定顺着大路走，因为要趟水，为了不湿裤子，就把裤脚挽到膝上，谁知留下了后患。路上水深近一尺，从水面到膝间还有一段距离，水打不着裤子，我自以为得意，殊不知却给蚊子留下了吸血的地方。北大荒的蚊子可非同寻常，黄昏前后是最活跃的时候，一路上简直要把我咬疯了。想放下行李整理一下裤腿，打蚊子出出气，可满地都是水，无法放行李，只好赶快走。（这里须交代一下为什么要背行李。那时到垦区出差可不比现在，一切用品都要自己带齐，走到哪里就得把行李背到哪里。）到了辉崔我就觉得两条腿发烧，膝盖下边全是红的，痛痒难忍，又不敢抓，怕感染。我数了数，竟被蚊子咬了二百多个包，很多日子后才渐渐消肿。
两年后，条件好了一点，不仅修了公路，还自建了铁路。但是垦区就是垦区，一切应陋就简，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运营，机 车、铁轨都是人家淘汰的，发生事故自然在所难免。有一次我从虎林乘火车去密山，车厢摇摇晃晃，时速不过二三十公里，走不到一半，只听得一声巨响，车厢歪歪斜斜地停了下来，原来是出轨了。后边几节运砖的敞车太重，翻到桥下，所幸速度慢，没出大祸。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剩下的路怎么办，那就自己走吧！
说起汽车也很有意思，不知什么时候会出事。我两次过宝清县，都是在晚上，车误在路上走不了了。有一次比较幸运，到村里找一台拖拉机把汽车拉出来就继续前进了。另一次则很倒霉，车坏了，换乘一台拖拉机拉的大“爬犁”（类似雪橇），连夜赶路，两边黑呼呼的，蚊子追着咬，我们只好穿上雨衣，带上雨帽，手还不停地扇赶蚊子，半夜才到县城。还有一次乘吉普车去饶河，一路顺当，天气也好，车跑得很快，可不知怎的，只觉身子一扭，车已冲进路边的沼泽中，等意识到出了事，车内已进了水，赶快爬出来，找人帮忙把车拖出来一看，原来是前轮横拉杆上的“和尚头”掉了，如果是行驶在山间，肯定要掉下山崖，那么小命就呜呼了。
从密山开往迎春的火车是清晨路过辉崔，冬天那时天还没亮。有一次我到车站送朋友登车后，见到一位女士提着大皮箱刚下车，站在那里发愣。也难怪，所谓车站只不过是一个站台，没有站房、没有站长，也没有路灯，一片黑呼呼，她怎能不发愁呢！我猜一定是来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家属，一问果然不错。我主动帮她提着箱子，带她去“招待所”，她很高兴，跟在我身后走了大约一里路，就到了农场。我想她一定在嘀咕，难道这一片乱七八糟的房子就是农场的场部吗？看不出什么地方是路，什么地方是院子，什么地方是大门，是不是遇见了坏人？其实所谓“招待所”只不过是一栋草房，进门处用篱笆隔开一小间，那就是管理员的办公室，另一边很长的一大间是住人的，面对面两盘大炕，每炕可睡二十来人。到了招待所门前，四面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没有灯光。我拉开门走了进去，里面当然更黑得厉害，我正要拐进办公室找管理员，只听得背后一声响，这位家属已经掉头跑了出去，箱子也不要了。我赶快叫住了她，让她不要怕。随后我打开有人的那间房的门，只见黑暗中点点红火忽明忽暗，原来很多住客都坐在炕上吸烟，满屋子呛人的旱烟味。总算找到了人，我就交差了。此时这位从城市来的军官家属还惊魂未定，也许正在骂这个鬼地方，也许还在嘀咕这里是不是招待所，也许还在盘算可能发生什么更坏的遭遇，没有表示一丝谢意。我很能理解，孤身女子千里寻夫到刚开发的垦区来是何等的艰难！当然，比起那些不幸遇难的人她还是幸运的。
住
密山县在伪满时期曾是一个省的省会，但是直到五十年代初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直到铁道兵农垦局进驻密山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
密山火车站西边有一片树林，低矮的日本式房舍错落其中，称北大营，原是日本兵营，铁道兵农垦局成立后就驻在那里。从火车站往南不足一里临街有一座二层小楼，那就是农垦局招待所了。初到密山，我们都住在那里，等待分派任务下场。当时，这儿也许是密山最好的旅馆了。冬天楼里烧暖气，房间里，靠墙周圈排放着白木茬的木床，头尾相接，摆得满满的。床上垫着厚厚的“榻榻密”。奇怪的是被、褥都是深蓝色的，并且不分里、面，都是蓝色。后来才知道这本是给劳改犯用的，因为突然有大批人马到来，也就不得不用它招待客人了。但是过往的人太多，招待所根本没有时间及时拆洗，所以蓝色外面已显出一层油亮的黑色。再加烟味、臭味，实在不堪使用。所幸我们都带着行李，各自使用自己的，就不用盖蓝被子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个经常到东北出差的老同事，很有经验，随身总带一个大布口袋，当作睡袋，外面再盖招待所的蓝被子，身体不直接接触被褥，也算是个高招儿。
下到农场，住的条件比密山又差多了。农垦局下边是分局，分局下边是总场，总场下边是分场，分场下边是生产队，等而下之，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万官兵转业刚到垦区时，生产队根本没有房子，要自己建。当时最常建造的临时房是“马架子”和“拉哈辫房”，前者根本不是房，只是把砍伐下来的树架成人形的棚子，棚内用木头搭成面对面的两排大炕，上面铺垫一些树条子就成了，两炕之间是过道，通向棚子两头的门。每个炕上可以睡十几家。每家一顶蚊帐，既能防蚊又多少能遮掩一点隐私。我们是单身汉，就各自一顶蚊帐，虽较自在，但住在人家旁边总还是别扭。当时没有谁能管这些事，都得自己想办法，靠自己去适应，适应不了就会想出办法来。最简单的就是把箱子放在两家蚊帐之间，就算是隔断墙了。当时没有电，家家都点蜡烛（用马灯是以后的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上边是蚊帐，下边是干树枝，极易失火，所幸从未酿成火灾。但是二三十户住在一个大棚里总不是办法，所以“马架子”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被 “拉哈辫”、土坯房所代替，可是“马架子”作为艰苦奋斗的图腾，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也留下了一些笑话。有些人夜里有出去解手的习惯，但是出去容易回来难，再进大棚竟找不着“家”了，甚至掀开了别人家的蚊帐，真是太令人尴尬了。
所谓“拉哈辫”，就是用草和泥拧成的很粗的草绳，是做墙壁的材料。建房时先用木头做好房架子，然后把拉哈辫挂在房架上，里外抹泥，上面苫草顶，就完成了。它比“马架子”高级多了，但比不上大庆油田的“干打垒”。因此，在媒体宣传大庆“干打垒”艰苦奋斗精神时，农垦职工真的又羡慕又不服气。
八五○农场是铁道兵农垦局最先建的农场之一，总场设在虎林县西边一个岗地上，那里曾是日本人开拓团的驻地，日本人撤走后就荒废了，满地瓦砾。后来发动农场职工捡砖头，竟然用废砖盖起了一栋四层大楼，远看很壮观，实则很简陋。我曾在那里住过，印象颇深，最妙的是楼里竟然没有厕所，无论大小便都得出楼到几十米外的厕所去，我住在四楼，出去一趟真不易。特别是冬天的夜晚，黑灯瞎火，北风呼啸，肚子里又装满了稀粥，不时要去厕所，真是受罪。
记得有一次到5分场，我们五、六个人被安排到一所小学住宿，那时己放寒假，校内空无一人。其实所谓小学只不过是一间大草房，里边有一盘大炕，足可容十多人。因为这房子已很多天没人住，炕一直没烧，又没炉子，所以非常冷，室内大约零下十多度。想烧炕但找不到干柴，只好睡凉炕。头戴皮帽，再用绳子把被子下脚捆牢，以防漏风，上面盖皮大衣，基本可以御寒。只不过第二天起床有点麻烦，被头和皮帽边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先敲掉冰才能把被子叠起来。手巾、牙膏都冻成冰坨了，也找不到水，我们竟然一星期没洗脸刷牙。后来找到一位场长的住处（兼办公室），房间里有炉子，才解决了洗脸问题。
有一次去生产队，因走的匆忙没带行李，而且到那里就工作，顾不上安排住处，直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想到睡觉的事。赵副场长带我到一间宿舍说：就在这儿吧！我看炕上己睡满了人，不知如何是好。赵场长叫醒一个人说：“在你这儿加一个人”。那人迷迷呼呼地掀起被子让我进去。我的天啊！这可怎么办？没办法，我只好脱去外面的棉衣就钻进那人的被窝，真的好尴尬。只听那人说：“你这人怎么不脱衣服就进来了”。赵副场长看已安排好，就说：“这儿太挤了，我再去另找个地方睡觉”，就推门出去了。
1961年春，北大荒多雨，地种不上，我们奉命转移到西部，当即组成相当于一个农垦局规模的队伍，包括全部人员和机械设备，乘火 车专列浩浩荡荡离开密山，经牡丹江、哈尔滨到了海拉尔、满洲里一线，只不过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当时可谓神速。我带一个组到满洲里市郊区的农牧场，开始只有两顶半帐篷，男女老少合住两个帐篷，另外半顶是厨房。后来找到一栋半废的小平房，我们和八一农垦大学来实习的大学生搬了进去，大学生们住的几间房，门窗均已不知去向，好在人多，似乎没什么不安全。我和三位男士住一小间，同睡一炕，有门有窗，这是很优待了。转眼到了秋天，大学生返校，原来女生宿舍里只剩下我们组的一位小姐，荒郊野外，无门无窗，安全成了问题。我真的发愁，怎么办？最后还是这位小姐勇敢，爽快地提出：“我搬到你们房间住”，五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才解了难题。所幸时间不太长，我们又奉命转到槎岗牧场，才得以摆脱困境。
食
我有一次陪农垦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到八五七农场，那是在“大跃进”之后，“困难时期”到来之前，新垦区虽然艰苦，但是饮食是不缺的。况且我跟着苏联专家，自然是特殊招待，第一场宴会就把我惊呆了。那时农场没有像样的餐厅，就在一间大办公室里，用办公桌拼成一个大长餐桌，足可坐二十多人。桌上铺着台布（我想一定是床单），摆满了大盘、大碗各式各样东北菜，多半是鸡鸭鱼肉，起码用了半口猪。再加上东北人的好客，东北式的劝酒，真让我开了眼。有一位副场长，二战期间曾在西伯利亚参加红军，会俄语，又善交际，能张罗，这顿饭真吃出了东北风格。
第二年，大批转业官兵和工作团到了垦区，生活也还不错。馒头、豆包、老豆腐随便吃，根本不收粮票。偶尔碰上宴会，山珍野味是少不了的。什么狍子、黄羊、旱獭、驼峰、熊掌、飞龙、猴头（一种蘑菇），不足为奇。有一次我独自从“外地”回到密山，己过晚饭时间，但运气不错，刚一上办公楼就碰见铁道兵农垦局的周副局长，问我是否吃了饭，我说没吃，他说：正好，一起吃吧。原来他也还没吃。不多时，伙房送来两个菜和馒头，菜不多，量也不大，但很精致，原来是熘虎肉片，我从来没吃过，以后也没再吃过。现在如果再吃就是犯法了。
好景不长，不久就到了困难时期，粮票卡得很紧，并且还不断减定量，我的月定量由32斤减到28斤半。再让伙房的炊事员卡去一些，吃到肚子里有25斤就不错了。那时缺油少肉，又无零食，就靠这点粮食，所以整天就是闹饿。种土豆时，把取种芽剩下来的土豆残块当梨吃，觉得比梨还要好吃。秋天，实在饿得难受时，就到地里拔一个萝卜吃。有一次断了粮，库里只有高粱，但农场自己没有碾子，不能去皮，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就整粒磨成粉蒸馒头，勉强能吃，但因皮里单宁太多，大便成了问题，真是害人不浅。
大约是1960年的夏天，我和徐工在穆棱河洗澡，他忽然发现河里有蚌，大的直径十厘米，但壳发黑，颇不好看，当地人不吃，他说能吃，我们就摸了一些。徐工是广东人，会吃会做，做的任务就由他承担了。洗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蚂蝗，我心里有点发怵，但又舍不得扔，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干净，后来买一瓶带油的辣子，总算把它做熟了，我们大吃一顿，好吃不好吃是次要的，增加一点蛋白质是真的。不挨饿的人恐怕没有这个勇气。
后来调到满洲里，有从苏联运来的饲料大麦，蒸出来的馒头是咖啡色的，一两一个，只不过像核桃那么大，一顿三个如何吃得饱。如此耗了不到半年，工作又繁重，身体就浮肿了。不久，部长来视察，他看出来了，但一句话没说。临走时交待我调到槎岗牧场，尽快启程。后来才明白，是让我去喝牛奶。槎岗以养牛为主，一天三顿离不开牛奶，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就用牛奶补充。我粗算一天要喝两斤半。果然，几个月之后就消肿了。回北京时，已恢复了健康。
衣
都说东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现在人参已很多，貂皮也不少，根本不稀罕，倒是乌拉草没人知道，我有幸见过，不妨说说。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冬天外出穿一种自己用皮子缝的鞋，名叫“乌拉”，鞋里垫一种草纤维，有点像麻，据说很保暖，是把一种草砸碎而成的，这种草就叫乌拉草。我去北大荒时还见过有人穿“乌拉”，也有卖的，但我没穿过。那时出差，农垦部借给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其它要自备。例如棉衣、棉裤、棉鞋、蚊帐、蚊帽、水靴等等都得带全，如果没有就得买，要花很多钱。北大荒本是一片沼泽，道路条件极差，气候也很特别，衣服装备不得不做多种准备。
三月底冰雪开始融化，路上有泥有水还有冰，白天地表的冰化开，夜里又冻上；到了夏秋，阴雨不断，满地泥泞，所以必须穿水靴。我记得从三月底到十月初，几乎每天都得穿水靴。一双还不够，因为胶皮靴子不透气，穿一天里面就湿了，穿两天就要出水了，必须有两双倒着穿，穿一双，晾晒一双，有时还要放在火炕、火墙边上烤，否则干不了。我那时经济困难，人家有两双水靴，我只有一双，就更要靠烤了。你一定要问，怎么大夏天还用火炕、火墙？是的，北大荒就是有点特别，夏天也得烧一点火墙或者大炕，以除湿气。到了冬天，农村老乡一般都穿棉胶鞋，农场职工多穿“大头鞋”，那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穿的，算是高级鞋，我没有，只好仍穿从北京带去的皮棉鞋。
至于衣服，农垦部通过解放军总后勤部买来一大批过时的军装，转卖给我们穿，倒是便宜实用，特别是棉军装和军大衣特别好。夏天睡午觉还可以当被子，那时住土坯房、拉哈辫房，潮湿阴冷，不盖上点棉衣不行，所以在北大荒棉衣一年四季都有用。
北大荒有三种最出名的咬人昆虫，那就是蚊子、瞎蠓和小咬，它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出现。草地里的蚊子，树林里的瞎蠓，傍晚时的小咬，都是成群袭来，防不胜防。咬得人慌恐、烦躁，甚至令人感到要“疯”。初到那里，我不知该怎么办，就买了蚊帽（就是养蜂人带的那种帽子），其实不大管用，最好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实在躲不开那个时间，就在上风头用草熏烟把蚊赶走，所以我的蚊帽只用过一段时间就不用了。瞎蠓大如栗子，向人攻击速度极快，并带声响，我们称它是“轰炸机”。如果乘汽车穿过森林遇上瞎蠓，它会奋不顾身地撞死在挡风玻璃上，你说可怕不可怕。小咬极小，蚊帽系得再紧它也会钻进去咬脖子，每次摘下蚊帽都会发现里面有几十只小咬。东北老乡说小咬最厉害，它要叼块肉到树上吃去。原来，小咬不是像蚊子那样吸人的血，而是真的咬下一块肉，我仔细看过被咬的地方，确实是个小凹坑。除这三种虫子之外，草地里还有“草爬子”，也是很可怕的。它会从裤脚、袖口爬进衣服里边去咬肚皮，所以进草地、森林之前先得把袖口、裤脚扎起来，再用毛巾塞住领口，在草爬子非常多的地方，最好是绑上裹腿，这也是服装的一部分。
想当初，还没有塑料薄膜雨衣，大家都穿橡胶雨衣，又贵又重。后来王震部长去日本访问，带回来一批日本农民穿的黑色的塑料薄膜雨衣，大家才第一次看到这种新装备。我比较特殊，穿的是ADK风雨衣，那是结婚时亲友送的，质量非常好。记得大约是1959年的五一节那天，我独自一人去辉崔以北的一片荒地踏勘，就是穿的那件风雨衣，在雨中整整走了一天，雨衣竟然没有湿透，至今我还保留着它。
时过境迁，现在的北大荒早已旧貌换新颜，她凝聚了十万转业官兵、几十万知识青年和上百万当地农民的血汗，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回忆往事，只是为了不要忘记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和他们吃苦耐劳、勤恳奋进的精神。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只讲奉献，不图索取，这种平凡又是何等的伟大！
（作者系农业部农垦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蔡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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