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农垦史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对新中国农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性研究、专题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在研究成果丰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为农垦史研究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相对封闭性；另一方面，农垦史在内史研究中对科技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关注不足，在外史研究中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性有限，不够全面开放。农垦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其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对新中国农垦史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农垦事业科学发展。
关键词：农垦史研究；综述；新中国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在历朝历代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安置转业士兵和保障粮食供给，为全国农业提供示范作用，在吸收苏联大农业思想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大范围内开展垦荒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垦事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井冈山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南泥湾农场的开垦经验。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提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这被视为新中国启动农垦的最初号令。建国后，我国陆续开辟了黑龙江垦区、新疆垦区、云南垦区和华南垦区等，同时大部分省市也陆续开辟了国营农场，为新中国的粮食供应和战略物资的储备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农垦史作为新中国国史的一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搜集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新中国农垦史的研究成果，发现新中国农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性研究、专题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在阐述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初步分析，旨在为今后农垦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同时对我国农垦事业的科学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农垦史宏观性研究
对于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宏观性研究，即以整个农垦事业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把握农垦建设的历史贡献与历史经验。
刘成果将农垦事业的历史贡献总结为十大贡献，分别从保障供给、屯垦戍边、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农村发展、企业改革等方面探究了农垦事业对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巨大贡献。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企业改革，农垦系统在国有企业领域是领先的。廖周则总结了新中国农垦事业的两条重要历史经验，一是新中国农垦事业发展与共和国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在服从与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中形成一支不可替代的国家力量，充分认识到农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发挥好“保供给、做示范”的职能作用，保证了农垦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总结好农垦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是深刻认识农垦地位与作用的关键，是农垦顺应新形势谋篇布局的关键。
除了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贡献，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历史角度梳理了新中国农垦事业从弱小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许人俊按照时间线索总结了建国初期垦区建立的过程，尤其是橡胶事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同时他指出，农垦事业除了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移民举措。罗利华则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垦事业的历史经验，包括要高度重视农垦事业的战略意义、农垦必须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农垦必须实行综合经营和大力发展工业、农垦必须因地制宜发展社会事业、必须处理好垦区与地方的关系。系统梳理这些宝贵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农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除此之外，针对中国农垦史的著作如《中国屯垦史》《中国屯垦研究史》等，梳理了自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屯垦历史。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国农垦事业，总结国营农场发展历程的著述不少，如《中国农垦五十年》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的农垦历程，将农垦事业分为开拓创业阶段、曲折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总结了新中国以来农垦事业的经济、社会成就和历史经验。另有《中国农垦改革发展30年》《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农垦改革发展足迹》等著作对建国以来的农垦事业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回忆录的形式，如《农垦事业发展历程回顾》由90位农垦系统的领导及老同志，回忆农垦事业历程和工作经历。但这类文献多注重记录和总结国营农场的发展轨迹和成就，尚未脱离农垦创业史视角。受限于各垦区分散、各地垦情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且学者对农垦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宏观研究新中国农垦史的著作并不多。
二、农垦史专题性研究
对于新中国农垦事业的专题性研究，即以农垦的某个方面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与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大多从农垦理论、农垦制度改革和农垦关键人物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一）农垦思想和理论研究
农垦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邓小平、王震等领导人的农垦理论进行研究。
毛泽东屯垦戍边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农垦事业的指导思想。方英楷从6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的农垦思想：组织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兴办社会主义国营农场、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经营方针、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增强民族团结。除此之外，方英楷在其《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涵义和主要内容》也对毛泽东的屯垦戍边思想进行了研究，除了提到上述6个方面外，还提到动员内地青年支持边疆建设和弘扬农垦精神也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要内容。
方英楷、吕道珍从农垦改革、农垦经济、农垦政治、农垦文化、农垦军事等5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农垦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指出改革是解放农垦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同时农垦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我国的基本国情，发展农垦文化，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颜忠民则从建设国营农场方面对邓小平农垦理论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建立和发展国营农场的理论；二是国营农场要加强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理论；三是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理论；四是国营农场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理论；五是发挥国营农场优越性，建立商品生产基地的理论；六是农场领导干部年轻化的理论；七是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是农业增产增效的理论。从颜忠民对邓小平农垦理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为国营农场勾勒了一幅现代化的蓝图，给国营农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湘平在《简论邓小平农垦思想的主要内容》中指出，邓小平提出国有农场要加强管理，建立经济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的最终归宿是工业化，国有农场要成为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同时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提出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作为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奠基人，其农垦理论尤其值得研究。李全玲指出，王震屯垦思想具有继承性、开拓性、现实性和奠基性等4个特征。一方面，王震屯垦思想是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古代屯垦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王震屯垦思想也有其开拓性，首先是提出了“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思想。其次，王震将军还提出要给屯垦部队解决“老婆”问题，从而改写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最后，王震将军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宝贝”的观点。除此之外，王震将军还积极投身屯垦实践，尤其是他对屯垦人民的人文关怀，“想方设法让同志们过得好一点”是王震屯垦实践的真实写照。王震将军把古代的局部屯垦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屯垦，从而为中国屯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张传辉等人指出，王震的农垦思想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和“屯垦戍边”思想。沈韬将王震的农垦思想总结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挥锄富国，枕戈防边”、“超前规划，因地制宜”等3个方面。
（二）农垦制度与改革研究
国营农场建立之初，各项制度都是在摸索中制定的，在体系方面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农垦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颇丰。
韩朝华探讨了国营农场的缘起和制度特点，指出新中国的农垦系统既不同于史上历代推行的屯垦，也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而是新中国追求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战略举措之一，国家领导层希望由国有农场作样板，引领和推动全国农业的集体化和现代化。韩朝华指出了4个制度上的局限性：一是创办农场前缺乏充分的勘察设计和准备；二是财务制度不健全，经济核算制未建立，在经营上不计成本、盲目投资；三是管理混乱，作业粗放，事故多发；第四是内部管理和激励不当。同时指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伴有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国有农场的经营不善还含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即国家为积累工业发展资金，通过行政统制汲取农业剩余，给农场的运营绩效带来深远的负效应。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而大量接收安置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富余人员，也妨碍国有农场效率提高。鲁俊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垦制度改革研究》中对农垦制度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后，农垦系统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形成了新型的统与分合理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系统和正确的规模经营制度，提高了农垦系统的效率。王炳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新中国以来农垦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指出，中国的农垦制度改革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更要立足垦区实际状况，从而提出了创新农垦土地管理方式、深化垦区集团化改革、全面推进农场企业化改革、构建新型农垦经营体系、完善农垦企业管理体制和改进优化农垦运行体制等六大对策。
除了从宏观上来研究农垦制度改革，也有部分学者见微知著，通过分析个案来探究农垦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缪润华以国营江西蚕桑场为个案，提出国营农场制度改革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形成了一种“企业之形，政府之实”的路径依赖性，进而指出国营农场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打破这种“路径依赖性”，还国营农场的企业之实，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农垦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则选编了1992年10月在兰州市召开的全国农垦经济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调查报告90余篇，关注到了当时农垦工作中的大部分重点问题。常明明则以中南区的国营农场为研究对象，指出虽然国营农场建立初期在生产经营中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整顿使经营水平不断提高，不仅为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农副产品，而且通过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垦制度和农垦实践必然会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可以说，我国农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农垦制度改革。
（三）农垦关键人物研究
从南泥湾到北大荒，从戈壁滩到海南岛，农垦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农垦系统老同志的领导与决策。
首先是对领袖人物的农垦工作研究。周兵总结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农垦事业的三大贡献，一是为中国军垦提供了理论指导，二是大力推动农垦规模扩张，三是助推国营农场经营方针的变革，从中可以汲取农垦发展的成功经验。刘良玉指出，毛泽东主席签发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导了新中国的农垦事业，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粮食、天然橡胶、棉花、奶牛四大生产基地，提出了“不与民争利”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运用合作社的原则。肖发灿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垦建设的指示和论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屯垦戍边、稳定边疆；农垦企业加强管理、搞好经济核算；农垦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农工商联合企业；提高农垦干部素质、年轻化；农垦企业要重视科技；农业改革要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作者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既有指导方略，又有经营思想；既有管理体制，又有经营方式；既适时纠正问题，又指明了发展方向。1956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农垦部，王震出任首任农垦部长，统筹全国的农垦工作，研究农垦史必然要谈到王震将军。田濡萌在《王震对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贡献研究》对王震对北大荒的建设历程进行了阐述，从中窥见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史，总结了王震建设北大荒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通过分析王震对北大荒的战略部署，为今后黑龙江垦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刘成果将王震对农垦事业的贡献总结为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奠基者、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倡导者和农垦精神的缔造者。此外，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王震传》也记述了王震对农垦事业的贡献，其下卷记述自1956年起王震从部队转任国家农垦部长，开拓了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张仲瀚也是我国农垦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负责新疆垦区的开垦工作。罗利华在《张仲瀚与中国农垦事业探析》中对张仲瀚开垦新疆垦区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发展了新疆的农垦事业，指出张仲瀚通过援助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和西藏等省区组建军垦农场，并对张仲瀚对中国农垦事业发展的贡献作出了充分的肯定。李国强阐述了江西农垦事业的卓越领导者——邵式平的事迹。邵式平首创了抽调干部上山兴办综合垦殖场的先例，同时注重教育和科技，使江西省山区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除了对农垦事业的领军人物进行研究，还有一些著作将视线放在了垦区建设的一线职工身上，如《光荣的农垦新一代》对支边青年陈越玖、医生冯玉梅等人物事迹进行了梳理 ，《农垦英雄谱》记录了农垦系统中出席全国精英会的代表们的事迹以及部分先进国营农场的跃进经验和标兵故事。这些著作充分反映了农垦战线中广大职工开天辟地、奉献自我的精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力量。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另辟蹊径，将农垦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将农垦史与环境史相结合，王亮在《集体化时代江西农垦运动（1958～1964）：以环境史为视角》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江西农垦事业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王亮指出，在江西农垦的垦荒阶段，出现了两种垦荒形式：上饶专区围湖造田和赣南地区的荒山垦殖，围湖造田引起了湖泊蓄水量降低，荒山垦殖则造成了水土流失，两者都造成了水旱灾害频发，虽然垦区暂时实现了粮食的增产，但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张玉琪、姚伟则在《新疆农垦生态化初探》中指出当前我国边疆农垦区存在水土流失、森林草原面积缩减以及野生动植物多样性消失等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进一步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边疆农垦生态化观念的缺失。陶炎在《北大荒开垦后生态环境的演变》一文中也提到了开垦带来的北大荒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对适宜放牧的草原的破坏和森林砍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陈阳等人基于社会演化的视角，引入观念和权力，构建“变异—选择—遗传”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垦国有农地制度的建立、存续与变迁。董德洲从国营农场的社会属性出发，揭示了集体化时代农场融入地方社会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场社双方在农业技术推广、资源纠纷与协作、生产生活等层面的诸多实践问题。
总的来说，学者对新中国农垦史的研究视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垦事业的全貌。
三、区域性农垦史研究
（一）研究专著类
相较于农垦史宏观研究的不充分，地域性的农垦史研究著作还是颇为丰富的，基本上各个垦区都有自己的农垦史志，但大多都处在史志资料的研究阶段。如《黑龙江农垦大事记》记录了从1947年到2016年发生在黑龙江垦区地域或与之关系密切，比较有影响、有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上海农垦志》记录了上海农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上海农垦》介绍了上海农垦系统及其主要企业的基本情况。《海南农垦发展史》介绍了海南作为我国战略物资橡胶的生产地的农垦事业发展历程，《海南农垦社会研究》阐述了海南的开垦历史，从几个破旧的老胶园逐步发展壮大，作者从企业管理、产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探究了海南农垦事业的发展和农垦人的融合以及随之形成的农垦社会如何管理等问题。《宁夏农垦史》是宁夏当代农垦事业发展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从创业史、改革和经济史等角度，全面探讨了宁夏农垦事业的发展历程。《北京农垦大事记》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北京农垦的发展历程和体制沿革，多角度、宽领域浓缩了北京农垦在社会、政治、经济、人文诸方面渐进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色，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农垦在建设首都农副产品基地、推进现代化都市农业方面的重大史实和历史功绩。除上述著作之外，亦有《江西省农垦志》《牡丹江农垦志》《安徽省志 农垦志》《甘肃省志 农垦志》等地区性农垦志。
（二）研究论文类
在论文方面，学者对区域性农垦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北大荒地区、西北地区、江浙地区、西南地区、海南岛地区和江西地区。
1.北大荒农垦史研究。在各个地区的农垦史中，北大荒的开垦史尤其受到关注。黑龙江垦区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垦区，在中国农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栾昌林在《北大荒开垦史及其当代价值》中分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开垦历程及其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栾昌林指出，在发展农垦事业时要有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现代化大农业的战略布局、坚持北大荒精神的引领。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科教自主创新能力、传承北大荒精神方面，北大荒开垦史也有其当代价值。宗岩在《建国前后黑龙江垦区的开发建设研究（1947-1957）》系统梳理和归纳了建国前后黑龙江垦区开发建设的过程、特点以及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追溯“北大荒精神”的渊源。宗岩指出，黑龙江农垦史为中国屯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黑龙江农垦事业提供了人才保障，为国家各类安置人员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今天来说，它为自主创新科教农垦、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范本。王晨力重点论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垦区人民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艰苦创业历程以及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总结北大荒垦区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营农场示范作用、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安置劳动就业、发扬北大荒精神等方面。同时客观指出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北大荒开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造成的危害。丁履枢在《“北大荒”开垦史》中则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昔日“北大荒”变成今日“北大仓”的历史进程。冯保乐在《北大荒垦区农业政策演变研究》对北大荒农业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与探究，将北大荒的农业政策分为“以农固防”“以农促农”“以农助工”3个阶段，并在北大荒农业政策制定的基础上提炼其经验，主要包括农业政策要坚持党的领导、要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遵循客观规律等。
2.西北地区农垦史研究。西北地区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特殊，一方面是位于我国的边疆地区，历代以来都承担着戍边的责任，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农场，西北地区的农垦事业更多的是以一种“军垦”的形式进行的。张磊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后河西走廊军垦研究》对甘肃军垦部队成立的背景、组建的过程、体制的变革以及主要活动进行阐述，分析了军垦体制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体制撤销的过程，并总结了河西军垦对甘肃农垦和新疆兵团未来发展的启示。鲁宁、班永杰在《邓小平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中探讨了新疆兵团建设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农垦事业戍边的功能。作者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兵团工作，在加强兵团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组建兵团边境值班部队、恢复兵团体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赵曼则主要从新疆农垦的发展变迁出发，将新疆的屯垦戍边分为3个阶段：初创与发展、停滞与徘徊和改革与创新，并指出新疆屯垦戍边具有历史传承性、多重职能的特殊性和时代性等3个特征。杨生龙回顾了青海农垦从1952年建立机构到1997年的发展历程，指出青海农垦事业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开拓阶段、军垦阶段、农垦体制恢复和改革开放阶段。
3.江浙地区农垦史研究。不同于西北地区和黑龙江地区的大规模开垦，江浙地区更多的是小规模地利用一些沿海滩涂进行垦殖。王丁国在《建国后慈溪海涂围垦研究》中重点论述了建国后慈溪海涂围垦的背景、具体过程和产生的主要效益，并通过对慈溪发展过程和海涂围垦的剖析，指出了海涂围垦对慈溪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层面来说，涂图围垦也丰富了慈溪文化和慈溪精神，是推动慈溪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龚怀林在《江苏农垦事业的历史追踪与思考》中对江苏地区的农垦事业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指出建国初期有僵化单一的经济形势、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矛盾。
4.云南农垦史研究。云南地区农垦事业的起步稍晚，气候湿热温暖，成为了中国战略物资——橡胶的种植基地，因此，云南地区的农垦事业也走上了和其他地区不同的道路。文婷在《新中国农垦的区域差异与地方适应——云南农垦的非军垦之路》中探讨了云南农垦事业的发展历程，指出云南垦区在建立及起因、发展的历程、人口构成与区域分布等许多方面都与东北、西北农垦有所不同，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特殊的组成部分，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整合，云南农垦走上了特殊的非军垦的发展之路，以发展橡胶为主，建立和发展起非军事化的国营农场。黄凡在其硕士论文中探讨了云南河口农垦作为边疆垦区，其农垦发展也是农垦政治功能的变迁，指出河口农垦在新中国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夯实政权稳定、强化国家认同、调试国家权力运作矛盾等作用。云南农垦70年历史，是一部云南天然橡胶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发展边疆经济的繁荣史，更是汉族同胞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友好团结的见证。
5.海南岛农垦史研究。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被称为“南海明珠”。建国初期，海南岛尚未开发，经济落后。1959年，中央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自此，海南走上了其独特的橡胶之路。杨海明在《王震的海南情结》中讲述了王震七下海南、六到金江的故事，王震组织干部移驻海南进行开荒，极力促成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广州“迁所建院”于海南，多次视察当地的橡胶农场。可以说，王震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罗富晟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市场化制度变迁是海南农垦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所在，探索了海南农垦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内在发展规律和运作机制，认为国家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知程度越成熟，海南农垦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越大；海南农垦市场化制度变迁是国家政府、农垦管理层和农场职工三者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最终达到新的制度均衡；海南农垦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分为国家强制性变迁、政府主导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主创新3个阶段，其中自主创新有利于海南农垦进一步发展。
6.江西农垦史研究。王震有诗写道：“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勾划了我们党领导的农垦事业的历史脉络。井冈山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中国农垦事业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党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我党领导的农垦事业的诞生也和井冈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追溯了中国当代农垦事业的起源。明经结从多重史料分析得出，瑞金农事试验场在组织形式和功能结构方面都具备了当代农垦事业实体的形态，进一步证明瑞金农事试验场是“红色农垦”第一场。陈志宏等人指出井冈山是我党领导的农垦事业诞生地，物资紧缺是井冈山农垦事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井冈山土地法》和后来的《兴国土地法》则从制度层面奠定了井冈山是我党领导的新中国农垦事业诞生地的地位。 同时，红军将山林竹木收归国有，并且大力推行先进生产方式，充分证明了井冈山的“红军公田”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农垦事业的一部分。唐安来回顾了江西农垦60年的发展历程，江西农垦进行山区农垦，创建综合性垦殖场，为解决江西省域内“三农”问题、推动三农发展贡献了农垦智慧和农垦方案。在回顾的同时，展望了兴垦富民的新征程。刘建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江西农垦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认为虽然江西农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由于农垦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产权不清难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等原因，造成了江西农垦所面临的政企社企不分、社会负担重、农垦系统的封闭性等问题，进一步指出改革应充分认识和借鉴全国农垦管理体制，结合江西的实际垦情进行改革。
除上述对某一区域内的农垦事业进行研究之外，近年来对某一单个农场的研究也愈发丰富。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中国农垦农场志丛编纂工作，并专门成立了中国农垦农场志丛编纂委员会，逐步推进了中国农垦农场志丛的编纂工作，陆续出版了《陕西南泥湾农场志》《北京双桥农场志》《黑龙江八五〇农场志》等一批重点农场的志书，对农场的形成发展脉络、改革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记录，为我们研究单个农场提供了史料和思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新中国农垦史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农垦发展过程的历史脉络梳理、制度改革研究和地域性农垦史研究。21世纪以来，在农垦史研究成果增加的同时，其研究视角也更加多样化，多数学者从理论、制度、改革、人物等多种视角来探讨我国农垦事业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得失。当然，在充分肯定新中国农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要看到其中的一些不足。
首先，农垦史研究具有相对封闭性。廖周在综述新中国农垦史研究时指出，农垦史研究的一大难点是农垦系统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相对封闭性。研究农垦史的机构和单位大多集中在农垦系统内部，大量资料仅供农垦系统内部使用，公开出版物发行量少，这种相对封闭性导致多数农垦史研究者难以充分掌握资料、把握历史全貌。
其次，内史研究对科技成就关注不足。新中国农垦史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制度改革、政治经济成就等，对农垦系统中的科技成就关注较少，目前新中国农垦科技的专著仅有《中国农垦科技四十年》一书。论文则多以地区性单一作物的科技发展研究为主，如刘明举对剑麻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加以梳理，指出了剑麻生产中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这一特点。纵观整个近现代农业科技史，农垦系统这一主体的历史地位不够突出。
同时，外史研究视野较为局限。目前农垦史研究仍然没有超越农垦创业史的视角，多局限于对历史过程、制度和理论本身的研究，对农垦事业转折、政策变化的社会背景交代不多，较少关注农垦事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性以及农垦事业在新中国整体农业史中的历史地位。
笔者认为，提高新中国农垦史的研究高度，需要打破“内史”与“外史”的壁垒，将农垦史置于新中国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的整体中；增强学科互动性，以当代农史的视角，使农垦史和其他学科在合理的范围内交叉、渗透与融合。同时，农垦史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研究农垦史不能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深入一线垦区调查，把握历史原貌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作者简介：孔香香，南京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夏如兵，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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