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指明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把握四个重要时间节点。第一个是202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第二个是2029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意味着必须在接下来5年的时间里完成改革任务，实现强农惠农富农制度体系迭代升级。第三个是2035年，党的二十大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这是一项硬性任务。第四个是2049年，国家农业强国规划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农业强国全面建成。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这一系列的宏伟蓝图、奋斗目标、关键节点，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新发展阶段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跨越时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机遇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升级时期。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机遇，科学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准确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要立足统筹两个大局，以“三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阶段。百年变局带来的不仅仅是不确定性，更多的是不测，而农业农村稳定发展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止因百年变局影响“三农”稳定发展，以“三农”的确定性主动应对变局的不确定性。
端牢中国饭碗，稳住基本盘。在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粮食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2023年末全国人口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但人均粮食需求量606.3公斤，比上年增加18.3公斤，增长3.11%，人均粮食需求量增幅高于人口减幅。根据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估算，我国全年粮食消费总量在1.66万亿斤左右，总产量与总需求之间还有2000多亿斤的缺口需要依靠进口弥补。加之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生产成本持续攀升，极端气候和生物灾害风险加剧，在确保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不断加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将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全球30多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国家因此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持续增长的粮食需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护牢农民权益，调动积极性。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模式。2024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增长6.3%。农民收入增幅长期高于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收入比由2013年的2.81降为2024年的2.34。同时，我们也发现，农村居民的养老金不到城镇职工的6%，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由2013年的17037元扩大到2024年的31069元，2023年农民用于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四项支出合计高达46.3%（城镇36.2%），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增长较快。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民需要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占比大、增长快，减弱了农民可感可及的获得感。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收入。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供给，降低农民公共服务收费标准，使设施完备成为最直观的幸福感，服务便捷成为最直接的获得感，环境宜居成为最牵挂的归属感。
筑牢战略后院，加固压舱石。在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吸收了大量务工人员返乡，这种吸纳效应客观上减轻了城市的压力。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世界粮食剧烈波动没有直接扰动我国粮食市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证明，我国广大农村对全局的稳定功能不可小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村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是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脉，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战略后院。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进程。
二、新发展阶段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跨越时期，要立足解决根本性问题，化解最大不平衡、最大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依据，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
化解城乡发展不平衡，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2024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约为4.6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3%。据专家预测，我国城镇化的峰值在75%左右，届时依然有25%、近3.5亿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安居乐业，首先要有活干。目前，我国种粮务农劳动群体就业保障缺失、社会保障欠公平、劳动权益保护不足，成为种粮务农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化”“非粮化”就业取向增强的重要原因。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2035年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新发展阶段，要在强农惠农富农支持保护制度体系中，更加突出就业与社保制度建设，全方位夯实种粮务农的根基。
化解农业发展不充分，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业产业的希望和出路在于提高比较效益、提高产出效益。化解农业发展不充分，要以共享理念持续弥补欠账短板。一是业态杂、链条短、成本高。一些贫困地区种啥算啥、不分主次，效益不高；各家各户购买农资价格贵、成本高。二是有生产、缺营销、效益低。农村一些地方培育了不少产业，但大多停留在种养环节，后续的营销没有跟上。三是短平快同质化风险大。伴随一些市县领导任期届满，“短平快”产业项目往往成为其首选，这些项目进入盛产期，集中上市后将面临巨大销售压力。四是基础薄、科技弱、后劲小。乡村科技的公益地位受到挑战，科技入户的“最后一公里”过多依赖工商企业。2022年底全国乡级农技推广机构与人员分别比2000年减少80%、74%。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形成一定规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新发展阶段，要正视小农户在生产资料价格、服务价格、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谈判中均处于弱势地位，正视小农户是生产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上游产业利润的主要贡献者，正视小农户与供应商、流通商、加工商利润分配严重不均。只有赋能小农户，提升分配环节公平性，才能提高小农户分享大市场的红利份额，畅通农业农村经济循环。
化解农民身份枷锁，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农民，从身份走向职业，是现代化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虽然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是一个完全能够实现且必须实现的目标。随着户籍制度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一些地方农村户籍的含金量也在上升，但是农村户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的状况还未能改观，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仍有差距。一是一些偏远农村交通、饮水、污水处理设施缺口依然较大，宽带、信息、电商等尚未进村入户，生产性基础设施不足。二是受投入规模效率驱动影响，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弱化。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的数据，2021年底，全国乡村小学数量与教师人数分别比2000年减少81.4%、53.8%；全国乡镇卫生院、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数量比2000年分别减少29%、47.2%。三是上学只能进城、看病只能进城、看病报销比例低等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支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实现社会公平和形成农村可持续发展动力，要剔除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隐性福利，破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做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更充分享受美好生活。
三、新发展阶段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机遇时期，要向科技、改革、市场要动力，夯实强农惠农富农制度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小岗村“大包干”，到今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改革创新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农业农村改革着墨之多、篇幅之大、地位之重，凸显进一步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重要性。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显示深化改革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也表明解决“三农”发展难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的必然性。
确立创新驱动核心地位，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95%，品种对单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45%。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超过41%、42%，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8%，农膜处置率超过80%，从源头上确保了口粮的绝对安全，突破了资源环境硬约束，持续稳定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科技贡献潜力巨大，需要提升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一是创新驱动核心地位战略支撑落实不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目前一些市县几乎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业科技问题，农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缺少目标、任务、措施、时间表。二是科技进步主体定位长期摇摆不定。农户、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企业等各类主体的技术能力认识尚有差距。一些经营主体难以成为科技进步主体。农业科研机构队伍撤并裁减频繁，缺乏一以贯之钻研事业的潜心与恒心。三是符合农业科技规律的制度体系不够稳定。对于农业科技的季节性、公共性、基础性、长期性、生命属性与规律把握不准，有时套用工业属性；对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把握不准，有时套用计划方式；如何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把握不准，套用行政化管理。四是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不高。长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基础性、稳定性社会投入和地方、企业投入低。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农科院考察时强调，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进入新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我国粮食总产量于2007年实现10083亿斤，首次登上万亿斤台阶，2010年达到11182亿斤用了3年，2012年达到12245亿斤用了2年，2015年达到13212亿斤用了3年，2024年实现14130亿斤用了9年。粮食稳产保供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是改革方向要以调动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为目标。农民是种粮的主体，应更多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种粮务农，比较效益是种粮积极性的源动力，价格预期是种粮积极性的牵引力，进口挤压是种粮积极性的风险源，科技金融营销是种粮积极性的千斤顶，保护政策是种粮积极性的安全网。新发展阶段，要通过改革夯实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个根基。二是改革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坚持统分结合，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带动家庭经营同步进入现代化。三是改革要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关系失衡和农村内部关系失衡。从城乡对立下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到城乡统筹下的城市发展战略优先，再到城乡融合下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和农民等各种力量综合发挥作用，协同构建平等、共生、互助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得到全面发展、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城乡二元结构才有望被有差别无差距的未来新型城乡关系替代。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构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在我国，随着城乡工农关系的变革，农业农村在不同时期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独有贡献，农业农村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不少牺牲。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巨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支持工业发展。改革初期，通过农村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红利释放出来支持改革开放前沿地区；新世纪，农村通过巨大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支持城市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巨大农产品进口量为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农业投入、价格支持、农业补贴、金融服务等为重点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现在，我们有能力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建立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要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投入保障、农业补贴补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深化改革，逐步构建符合国情、覆盖全面、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配套、操作简便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增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精准性、稳定性和实效性。第一，支持保护体系要坚持市场导向。农业支持保护要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转变。政府措施的敏感性滞后于市场，支持保护制度本身不能干扰价值规律的运行，要处理好风险保障和价格补贴之间的关系。第二，善于用进口国权益保障原则保护国内产业。我国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既要多用地力保护、技术补助等不受限的“绿箱补贴”来扶持农业发展，更要进行从出口国向进口国的思维转变，提出保护大豆等受损较重行业的特定保护措施。第三，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兼顾公平，使各类主体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
坚持“放得活”又“管得住”，引导社会资本成为乡村投入主力军。当前农村发展前景广阔，巨大的农村投资空间期待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大展宏图。农业农村投资增速2019年出现断崖式下跌，一反领先全国投资增速平均水平的常态。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3.0%，其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0.1%。社会资本仍然回避农业、不愿投资农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农村环保、用地等政策不够稳定，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治理方式，相关主体损失较大，不仅吓跑了投资者，而且吓跑了投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社会资本下乡成为农业经营主体，但必须守住经营农业、农民受益的基本要求，防止跑马圈地”。因此，要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发挥其市场化、专业化、高效化等优势，实现其农业农村投资主力军作用。只有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才能有力促进经济增长。
四、新发展阶段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转段升级时期，要立足大国农情特色，让亿万农民就地同步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读懂乡村才能读懂中国；读懂传统才能读懂现代。认识中国，农村是关键拼图；探究文化，乡村是根本源头。传统节日、古老传说等文化形态在村落代代相传，以文化产业视角赋能乡村文旅、文创，既盘活经济，又让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强化民族文化认同。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转换迭代。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靠天吃饭、手工劳作、自产自用、催种催收。然而，近百年的发展正在让千年传统农业变成历史。一是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正在结束。旱涝保收面积越来越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56%，设施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44%，粮食实现连年丰收。二是农业手工劳作的历史正在结束。农业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无人机、手机等现代设备广泛应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75%。三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正在结束，绝大部分农产品主要是为了交换，农民自用的农产品也来自市场，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极大提高。四是催种催收的管理方式正在成为历史。依赖现代信息技术后，气象服务、土壤墒情、供应销售、供求调控等基本实现科学管理。这些变革是从千年时间长河中走过来的。随着制度变革、市场转型以及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社会已进入一个“大流动”的时代，既有宏观区域层次的分化和多样化，也有微观层次上的村庄、家庭乃至个体的分化。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同频共振。新发展阶段是立足国情农情特色，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一是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确保农耕文明的根脉生生不息，就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还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二是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我国有限的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农业甚至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这要求我国要在紧抓粮食安全不放松的基础上，把农业降耗减排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农业和绿色乡村发展道路。
中国式农业强国显示独有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如何应对我国面临的五大独有挑战。一是巨大人口规模的粮食保障挑战。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14亿多人口的基本生存要消耗巨量粮食、食用油、蔬菜和肉蛋奶，这些不能完全依靠从国际市场购买，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是人多地少水少的资源禀赋挑战。我国人均耕地和水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三是小农占绝大多数的生产效率挑战。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左右。要在基础性、普惠性领域持续投入，为小农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把带动小农户的情况作为扶持新型主体的重要依据。四是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挑战。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有着迥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标准。五是灿烂悠久农耕文明面临守正创新挑战。世代相传的乡村传统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瑰宝，蕴含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彰显中国特色、维系社会稳定、促进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我国城乡实现共同繁荣，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强化对中国乡村传统的细致观察与分析，揭示其重要性、尊重其规律性、挖掘其时代性，必将有利于守护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未来农业农村向着强国梦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就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这也是未来农业农村的美好画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过程，也是诠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伟大进程。一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营养安全、美味健康的食品和质优价廉、物美实用的加工制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二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不断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传承农耕文明，发掘民俗文化，拯救村落文化，弘扬乡贤文化，讲好乡村故事，复兴乡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三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态需要。尊重自然，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构建天人共美、相生共荣、生态宜居的生命共同体。
（作者张合成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经济研究处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728号
